——深切缅怀徐彦刚、陈伯钧将军

     1927年，大革命失败之后，面临着生死存亡严峻考验的中国共产党人为了挽救危局，使中国革命绝处逢生，八月一日在南昌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了第一枪。七天后，中共中央在武汉召开了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会上，毛泽东同志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著名论断，即以革命武装夺取政权的思想。会后，毛泽东发动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受挫后率部上井冈山，之后与朱德所率的南昌起义余部在井冈山会师，以坚定的革命信念，依靠群众，敢闯新路，历经艰难，坚持把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创建了党领导下的第一支新型人民军队，建立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成功地开辟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和全国政权的适合中国国情的胜利之路。　　

    八百里井冈山，红色的摇篮，胜利的起点，成功的圣地，令人崇敬、向往而流连忘返。令人欣慰的是，随着大型电视剧《井冈山》的热播，两位达州籍赫赫战将——徐彦刚、陈伯钧也出现在荧屏，复活在我们的心中。

    1939年，朱德总司令对徐彦刚的牺牲写道——“是中国革命之重大损失”

     徐彦刚(1907--1935)，开江县甘棠镇人，1907年11月出生在一个富裕的农民家庭。1924年到重庆江北中学读书，1926年春考入重庆中法大学，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12月，经党组织同意与罗瑞卿、赵一曼一道考入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即黄埔军校）武汉分校。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徐彦刚被党组织安排随学校教导团参加“八一”南昌起义，部队到江西九江，被军阀张发奎强行解除武装。徐彦刚便同几个同志脱掉军装趁夜出走，寻找起义军。后在高安县会合了平江、浏阳农民自卫军。不久即随队参加了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并在部队向井冈山转移途中得到了毛泽东的赏识。当部队行至井冈山南麓的进出酃县水口时，被毛泽东派往井冈山争取和改造地方农民武装袁文才部。临行前，毛泽东在水口的朱家祠找徐彦刚和同去的游雪程（邻水县人）、陈伯钧（达县人）谈心，说：“你们都是四川人，即是同学又是战友，在一起共事比较融洽。党把团结和改造袁文才部的重任交给你们，是因为自秋收起义以来，你们立场坚定，工作积极。希望你们上山后，同他们搞好团结，帮助袁文才练兵，取得他们的信任……”。徐彦刚听后表示：“我们一定按毛委员的指示办，不辜负党的重托，坚决完成任务”。经3天的爬涉，徐彦刚等到达了茅坪步云山。上山后，起初被袁部敬而远之，徐彦刚等则不厌其烦地同勤务兵、勤杂工等主动谈心、拉家常，逐步取得了他们的信任，工作局面逐渐打开。袁文才随之将部队集中交给徐彦刚等训练。徐彦刚等则处处尊重袁文才，关心袁部的战士，同他们谈心，讲革命道理，经过两个多月的艰苦细致工作，袁部的政治和军事都有很大的提高。因此，袁文才便邀另一支农民武装头领王佐一道请毛泽东和工农革命军上山。1928年2月，袁文才、王佐部正式编为中国工农革命第一军第一师第二团，袁文才任团长，徐彦刚任团参谋长。

     上井冈山后，徐彦刚处处严格要求，遵守纪律，服从指挥，关心战士，深受广大指战员的好评。1929年4月担任莲花县农民赤卫队大队长；1930年下年任红3军第9师师长；1931年10月任红3军军长；1933年初升任红一军团参谋长。

     任红一军团参谋长后，继续指挥红3军对敌作战。1933年3月初，敌军又聚集大量武装向苏区推进，20日，摆开了长蛇阵。中央军委决定打击“长蛇”腰部的草台岗一线敌人，3月21日，徐彦刚奉军团总部命令，率红9师在草台岗用中央突破的办法猛攻敌人；策应左右翼兄弟部队的进攻。他采用灵活机动的战术，向敌军发起一次又一次强攻，打得敌人晕头转向。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激战，正面的敌人被红9师全部冲垮，残部向黄柏岭逃窜，妄图利用黄柏岭的险要负隅顽抗。徐彦刚率红9师、红7师会攻黄柏岭。由于黄柏岭山势险峻，只能仰攻，没有重火力的掩护，硬攻势必造成我军伤亡较大。他经过冷静的思考，决定正面佯攻，分两翼侧击的办法消灭敌人。两侧的红军战士攀藤附葛而上。徐彦刚见两翼红军上去之后，即奋不顾身地率正面红军向敌发起猛攻，敌人在应付正面红军进攻的时候，突然受到两侧红军攻击，一阵急风暴雨似的战斗，胆怯的敌人纷纷举械投降。我军冲上黄柏岭，将敌11师、59师的残部大部歼灭。接着他令红7师打扫战场，带红9师向敌军残部追击。在红21军、32军的配合下，肃清了各据点的敌人，阻击了前来增援的敌第9师。这次战斗消灭了蒋介石嫡系、素称从未打过败仗的国民党第11师，只漏掉了不足1个团的兵力，我军缴获甚多。捉住俘虏，发现他们每人身上有一根绳子，经一再追问，才知是出发前上级发给他们捆红军的。徐彦刚听后哈哈大笑：“你们的绳子没捆成红军，倒是红军先捆住了你们。收起你们的绳子吧，红军优待俘虏”。

      聂荣臻元帅在回忆井冈山斗争时，有这样一段叙述：“军团原先有一个好参谋长徐彦刚同志。徐彦刚和黄公略一起工作过，黄公略很赏识他，说他‘做参谋工作当指挥员都行，文武全才’。后来二师缺师长，军委就又命令他到二师任师长”。“他在二师当师长也很出色，第五次反‘围剿’开始，他被调到了湘鄂赣任司令员”。

     1934年1月，徐彦刚抵达湘鄂赣，面临的是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敌人以百万大军，步步为营的堡垒政策进犯各个根据地。在中央“左”倾军事路线指挥下，红军处处陷于被动局面。5月，红16师师长牺牲，他亲任师长。10月，中央红军被迫离开根据地长征。徐彦刚带领红军坚守根据地，利用山区同敌人展开游击战、运动战。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取得了不少的战斗胜利。特别是在湖南平江成功地制造了使敌震憾的虹桥大捷。1935年5月，蒋介石调派62师和成铁侠旅一直追着红16师，成铁侠扬言“活捉徐彦刚，消灭红16师”。徐彦刚则运用游击战同敌人兜圈子，红16师走走停停，把敌拖得精疲力尽。不习惯走山路的敌士兵，整天骂骂咧咧，怨气冲天，怨战情绪甚强。当红16师进入平江虹桥后，徐彦刚见虹桥一带有利于我军伏击敌人。于是召开紧急会议，讲了自己决定利用虹桥的地形伏击敌人的想法，得到了师政委方步舟、参谋长谭凤鸣的支持。徐彦刚决定：将特务营布置在河西岸山坡原国民党部队修筑的工事里，正面阻击敌人；调集40余挺轻重机枪封锁桥头。安排46团、48团隐蔽在河西岸两侧山上，待战斗打响后，夹击敌人，并截断敌军退路。吩咐师后勤部队在西面山上公开行动，引诱敌人过河。指派参战的游击大队作后勤支援。红军将士们听说要打仗，个个精神抖擞，立即各就各位。这天上午9时许，成铁侠带着两个团追了上来，当发现西面山上有红军在退却的情况，便迫不急待地驱赶士兵过石桥追击红军。敌军全部进入我伏击圈后，徐彦刚立即发出攻击号令，顿时虹桥四周枪声大作，杀声四起。埋伏在石桥两侧山坡上的红军战士，以猛虎下山之势向成铁侠旅发起猛烈攻击。过河的敌人被红军打得懵头懵脑、狼狈不堪。敌人见无法抵抗，便纷纷向虹桥方向抱头鼠窜，这时40余挺轻重机枪一齐射向虹桥，只见敌军象钻进口袋的老鼠乱作一团，人推人、人踩人，各自四处逃窜。徐彦刚于是将衣袖一挽，挥动着手枪高喊：“同志们，冲啊！”红军战士一齐扑向敌人，迅速歼敌一个团的兵力。残敌被迫向木瓜方向溃逃，红军乘胜追击，敌人沿途丢枪弃械轻装逃命。虹桥一仗，共歼敌500余人，俘虏400余人，缴获枪支上千，军事物资不计其数。虹桥战斗的胜利，使国民党武汉行营和湖南省的何键哀道“这是国军一次重大失败”。

     尽管我红军取得了一些胜利，但围追的敌军却源源不断的增加，并利用连环包围的办法，层层包围我红16师。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红军经常采取突围的方法求生存。1935年8月，在江西永修一次突围时，徐彦刚左腿负伤，不能行走，为不影响部队转移，决定只身留在山上养伤。9月12日，在永修、靖安交界的云居山一孤老人家养伤时，被敌人杀害。

     聂荣臻元帅曾评价：“徐彦刚是位好同志，一贯作战勇敢，工作积极，功勋卓著”。

     1939年朱德总司令写道，徐彦刚的牺牲“是中国革命之重大损失”。

    1930年7月，毛泽东亲切地握着陈伯钧的手说—— “回来了，我们高兴啊”

                       途中受命  改造袁文才部队

　   1927年10月，毛泽东在三湾完成工农革命军改编任务后到达宁冈古城，当即召开了前委扩大会议。会议在总结秋收起义经验教训的同时，着重研究了在罗霄山脉中段建立革命根据地以及对袁文才、王佐两支武装实行团结、改造的方针等重大问题。当时，袁文才、王佐同意接受工农革命军的改造，并要求毛泽东派人帮他们改造训练部队。谁去合适呢？毛泽东脑子里立即想起了陈伯钧、游雪程、徐彦刚3位黄埔军校毕业生。

　　10月18日晚上，毛泽东和张子清正在住所交谈上井冈山的事宜。陈伯钧、游雪程、徐彦刚一同来到，毛泽东立即起身和他们握手，笑着说：“王佐来信，同意我们上山，部队终究有个落脚点了。”陈伯钧等也兴奋不已，毛泽东接着说：“部队准备马上上山，为了让袁文才、王佐两支武装部队尽快适应正规部队的要求，我想派你们3个返回宁冈，做袁文才部队的改造工作，帮助他们进行政治工作和军事训练。”

　　陈伯钧、游雪程、徐彦刚为毛泽东对自己的信任而高兴，但又担心完不成任务而忧虑，一时不知怎么回答。毛泽东看出了他们的心事，便开导说：“去了以后，困难是有的，你们要一边学习，一边工作。他们虽是一支带有流民习气的绿林武装，但他们大多数人还是贫苦人家出身，只要耐心细致地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就能使这支武装变为一支有觉悟、有纪律、有战斗力的队伍。”张子清也插话说：“在宁冈，毛委员已做了很多工作，袁文才既是党员，又主动要求，你们就放心去吧。”

　　陈伯钧等3人听完毛泽东和张子清的话，心中豁然开朗，便急着问：“我们什么时候出发？”

　　毛泽东说：“越快越好，那就明天吧。”

　　第二天，陈伯钧与游雪程、徐彦刚踏上了去宁冈的道路，临走前夕，毛泽东一再叮嘱：“到了那里，一定要与部队搞好关系，有事多和袁文才商量，注意调查研究。”

　　改造绿林的旧制度、旧作风是一项极其艰苦的工作，陈伯钧等到达袁文才部队后，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从思想教育工作入手，给部队讲国内外形势，讲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前途，讲工农革命军的制度、纪律，并逐步建立了政治课和文化课制度，用以提高士兵的政治觉悟和文化水平。随后又在部队成立了士兵委员会，实行民主制度。很多连排长起来反对，公开与陈伯钧等顶起牛来：“什么事都要经士兵委员会讨论，还要我们这些长官做什么？”特别是废除打骂士兵这一条，遭到更多长官的非议，他们说：“鸟是养出来的，兵是打出来的，不打不骂怎么成！” 陈伯钧、游雪程、徐彦刚耐心开导，反复对他们说：“打仗要靠士兵，平时能做到爱兵如爱子，战时才能打胜仗。”“工农革命军是人民的军队，是为穷人翻身闹革命的，军队纪律严明，才能得到群众的拥护，部队才有取之不尽的力量源泉。”

　　经过教育，部队很多旧习气、旧作风慢慢得以改变，广大官兵都能接受共产党的领导。一次在行军途中，一个士兵犯了点小错误，副连长就拿绳子把这个士兵捆起来要打，当即遭到士兵的群起而攻之：“反对绑人！反对军阀残余！” 陈伯钧立即出面制止，并耐心做这个副连长的思想工作，这个副连长向陈伯钧作了检讨，并把被捆的士兵放了。

　　在进行政治教育工作的同时，陈伯钧、游雪程、徐彦刚还把这支绿林军集中起来，到步云山进行军事训练。

　　陈伯钧与袁文才商定了练兵计划，将自卫军编为3个连。每天三操两讲，学军事又学政治还学文化，起居饮食全照部队的一套。战士们觉得新鲜，就是对吃饭有意见。哨子一吹就开饭，5分钟要吃完，没吃完的也要放碗筷。不少战士过去自由惯了，饭前还得喝上一碗老冬酒，摆上一会儿龙门阵，5分钟哪够？袁文才想了个法子，学革命军把小灶取消，连、排长和士兵一块儿吃大灶。当官的一下来，当兵的不敢怠慢了。但也有少数连、排长对此不满，二连长袁丁珠就是其中之一。这天晚餐，大家都吃完了，时间刚好5分钟，可是袁丁珠还在慢吞吞地啃一块牛骨头。

　　陈伯钧握着怀表上来：“袁连长，时间到了！”

　　袁丁珠是有意磨时间，一歪脖子说：“阎罗王还催死不催食哩，老子牙痛，吃不快。”

　　陈伯钧道：“你是连长，要起表率作用。”

　　“老子操你娘！”袁丁珠突然把碗朝地上一砸，翻了脸。

　　袁文才闻声过来，袁丁珠当然以为总指挥会替自己说话，道：“训练训练，训到老子头上来了，姓毛的有意派人耍我们！”

　　陈伯钧对袁文才严肃地说：“袁总指挥，情况你都清楚，这件事你说怎么办？”

　　袁文才吹响了紧急集合哨，他要袁丁珠当着全体官兵的面向陈伯钧下跪求饶，以示惩罚。

　　陈伯钧忙摆手道：“不可让袁连长下跪，这是体罚。”

　　“那你说咋办？”袁文才问。

　　“开个民主会，让他在会上检讨一下就行了。” 陈伯钧说。

　　开民主会是自卫军的头一回，让当官的做检查更是开天辟地第一遭。袁丁珠开始听总指挥说要他当众下跪，感到很丢人，然而陈伯钧却没有让他当众丢面子，很受感动。民主会一开，他便向陈伯钧赔了不是。

　　陈伯钧说：“袁连长有错，其实我也有错，我脾气不好，惹他发火。”

　　听到此处，袁丁珠流出了热泪，他忍不住走到队列前对战士们说：“毛委员派来的教官，是为了我们队伍好，从今往后，谁要不服管教，老子不客气！”

　　袁文才看到这里，心中甚不平静，深感毛泽东的人的确有办法，农军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

　　时值霜降，步云山寒气袭人。军事训练在加紧进行，一批新兵渐渐有点吃不消。有一回，陈伯钧领着连队匍匐前进，当匍匐到前方几丈远的地方，出现了一大汪积水，新兵们老远就发现了，赶紧绕开积水。然而陈伯钧却直朝积水爬去，全身都浆在泥水中，冷得直打颤。队伍里响起袁丁珠的吆喝：“陈教官都不怕水，你们怕个屁，都绕回来！”

　　新兵们果真听话地绕过来，向积水爬去，紧紧跟着陈伯钧。

　　队列、单兵战斗动作、拼刺刀……陈伯钧把自己从军校学来的本领都教给了农军。

　　几个月后，这支绿林军终于向正规军转变、发展，1928年3月，正式编入工农革命第一师第二团，成为一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

　　毛泽东上山后，几次来到步云山观看练兵，并对陈伯钧、游雪程、徐彦刚大加褒扬。

　                              擅杀土劣 毛泽东严肃批评

　　工农革命军上山前，宁冈除了袁文才保卫团这支绿林武装外，还有宁冈、酃县、茶陵等县土豪劣绅组织起来的“和平委员会”，他们之间虽有矛盾，但是为了各自的利益，却又相互利用。“和平委员会”借助袁文才的武装保护土豪劣绅的财产，而袁文才通过“和平委员会”向湖南、江西地方政府说情，保证不把他们视为“土匪”。工农革命军上山后，袁文才与“和平委员会”继续保持着这种关系，毛泽东并不反对，其目的就是通过他们之间的这种关系，维持工农革命军与茶陵、酃县等地下党组织的交通联络，能在山上立稳脚跟。

　　1927年11月，工农革命军一举攻克茶陵县城。面对敌众我寡的形势，张子清、宛希先提出尽快返回井冈山。团长陈浩阴谋叛变，欲投向湘南的国民党十三军军长方鼎英部，当即遭到宛希先等人的强烈反对。

　　为了迎接部队返回井冈山，毛泽东带着陈伯钧、毛泽覃、黎育教从宁冈迅速赶往茶陵。毛泽东脚伤未愈，越走越痛。毛泽覃赶紧找来一套滑竿，抬上毛泽东走。这样，傍晚在湖口追上了队伍。在湖口，毛泽东召开了连以上干部参加的紧急会议，揭露了陈浩、徐恕一伙的叛变阴谋，并当即逮捕了陈浩等人。

　　之后，毛泽东派陈伯钧立即赶回宁冈，向宁冈县委书记龙超清通报部队情况。陈伯钧带着毛泽东给宁冈县委书记龙超清的信，抄小路急急赶往宁冈龙市。在离龙市二三里地的坳头，有一条清澈见底的小河，陈伯钧停下来休息，到河边一户农家买了两升谷喂马。刚休息不久，便见河对面山埂上开来一支小队伍，上前一问，得知是茶陵尧水乡的一支农民自卫军，敌人进攻茶陵时，随工农革命军撤出茶陵，于几天前来到了这里。自卫军的队长问明陈伯钧是工农革命军的一位排长时，便向陈伯钧报告在龙市了解的一则消息：“工农革命军攻克茶陵后，茶陵一些土豪劣绅逃到了宁冈，今天将重返茶陵。”

　　陈伯钧说：“这里是必经之地，他们来了，你们就把他们抓起来。”

　　刚说完，十几名衣冠整齐的土豪劣绅就来了。队长一声令下，抓住了其中的10名土豪劣绅。随后，队长请示陈伯钧说：“是不是把他们送到袁文才那里去？”

　　“你们真是愚蠢，把他们送到那里去，就等于白抓。他们欺压你们农民百姓，对这些人还能心慈手软。”

　　当即，陈伯钧命令把这10名土豪劣绅全部枪毙了。

　　袁文才的副手谢角铭已经得知是陈伯钧杀了回乡的土豪劣绅，便令勤务员牵走了陈伯钧的马，并报告了袁文才。袁文才拍案而起，要去找陈伯钧。

　　龙超清了解这件事后，和陈伯钧一起商量解决办法。陈伯钧气急地说：“枪毙10名土豪劣绅，没什么大不了的事，我找袁文才去。”

　　龙超清是袁文才的入党介绍人，对袁文才十分了解，便心平气和地对陈伯钧说：“不能去，否则会把事情弄坏，必须慎重处理。”

　　事后，龙超清把陈伯钧和农民自卫军关了起来。袁文才心里有火，但见龙超清把他们关了起来，也就没说什么了。

　　几天以后，毛泽东率工农革命军返回宁冈龙市，很快知道了这一情况。他对龙超清说：“这件事，全是陈伯钧的错，要关的是陈伯钧，不是农民自卫军。”

　　随后，毛泽东把陈伯钧叫出来进行了严肃批评：“我们好不容易争取袁文才、王佐，才在山上安了家，今天你敢擅作主张，把袁文才不杀的人杀了，不是龙超清出面解决，你就会惹出更大的麻烦。”并紧接着说：“土豪劣绅也要区分情况，不能一概而论，工农革命军的干部也有一些是地主家庭出身的，我们干革命，要注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才能无往而不胜。” 陈伯钧虚心接受毛泽东的批评教育，对自己的错误进行了深刻反省。

　                          误击吕赤  毛泽东出面力保

　　1928年3月，毛泽东奉湖南省委和湘南特委命令，率工农革命军分两路向湘南挺进，策应湘南暴动。毛泽东亲率一团和红军教导队从龙市出发，经下关、沔渡，一举攻克湖南省酃县县城，歼敌一个营，缴获一批枪支弹药。陈伯钧此时作为一位连长，分得了一支手枪。步枪换手枪，他欣喜若狂，高兴得跳了起来。这虽说是一支生了锈的手枪，扳机也都不灵了，可陈伯钧仍如获至宝，摸了又摸。

　　3月18日，部队到达酃县中村，师部就设在周家祠堂。一天，陈伯钧、吕赤等几个同在周家祠堂休息，他们谈笑风生，共享攻克酃县县城的喜悦。吕赤和陈伯钧同是黄埔军校的学生，参加工农革命军以后，又一直相处很好，亲如兄弟。1927年12月，红军教导队成立以后，吕赤任队长，陈伯钧任教官。两人面对面聊着聊着，陈伯钧便拿出那支生锈的手枪，一边摆弄，一边向吕赤炫耀。吕赤开着玩笑说：“什么手枪，一把生锈的烂枪，半斤废铁。” 陈伯钧有点不服气，便使劲地扣动扳机，想显示一下他的枪不是废铁。果然扳机慢慢活动起来。陈伯钧见扳机活动了，便异常兴奋地对吕赤说：“你看看，是废铁，还是真家伙。”他口里说着，右手就对着吕赤扣动扳机。此时，陈伯钧万万没有想到这支生了锈的手枪里竟然还压着一颗子弹，只听“砰”的一声，子弹击中了吕赤的头部。陈伯钧顷刻吓得目瞪口呆，等他跪到地上大声呼喊时，吕赤已经停止了呼吸。

　　教导队长吕赤被打死的消息，不胫而走，部队群情激怒，士兵委员会当即把陈伯钧抓了起来，并要将他枪毙。情况很快汇报到了毛泽东那里，毛泽东一听，心情十分沉重，他为失去吕赤这位好同志而痛心，但又格外冷静，他问明情况后，立即找士兵委员会的同志商量。他说：“按理，杀人必须偿命，可这是误杀啊，你们想想，已经打死了一个，是否还要再打死一个呢？”经毛泽东这么一说，主张枪毙陈伯钧的同志才稍息怒火，开始平静下来。毛泽东继而说道：“吕赤是个好同志，可陈伯钧也不是坏人，他是跟吕赤开玩笑，玩枪走火误杀人命的。他俩都是黄埔军校毕业生，像他们这样懂军事的人，我们部队正缺乏，要一个都不容易。”稍停片刻，毛泽东又接着说：“我们能不能只追悼一个，否则，另一个就不好追悼咧。”

　　大家见毛泽东说得入情合理，也不再坚持自己的意见了，但心里总觉得有点不平，问毛泽东道：“毛委员，这事就这样不处理了？”毛泽东说：“不行，我们不杀他，但处罚还是要的，我看就学古时候先生罚学生的办法，罚他100板子。”说完，就对身边的警卫员说：“这处罚就由你来执行。”

　　陈伯钧听到对自己的宽大处理意见感激不已，自觉伸出手来老老实实接受这100板子。

　　在众目睽睽之下，警卫员毫不留情，拿起竹板子朝陈伯钧的手狠狠打下去，“一、二、三……，”当数到20时，陈伯钧的手心流出了鲜血。这时，有人提议：“板子打得太重，就一板顶五板，打20算100吧。”大家见陈伯钧主动认错，甘心接受处罚，便一致发出了“同意”的回应。

　　处罚之后，毛泽东又一次把陈伯钧叫到住室，对他进行了严肃批评教育：“不杀你，是希望你认真改正错误，做一名真正合格的指挥员。”陈伯钧认真吸取教训，严格要求自己，在后来战火纷飞的年代里，他出生入死，英勇杀敌，多次立功。

　　                              负伤住院  毛泽东牵挂心中

　   1928年7月中旬，湖南省委代表杜修经执行省委错误指示，强行把红四军二十八、二十九团开往湘南，造成后来的“八月失败”。此时，赣军11个团乘根据地空虚，大举进攻永新，毛泽东率三十一团，在广大群众的配合下，用四面游击的战术，将敌军11个团围困在永新县城及城郊30里内达25天之久。陈伯钧率一个连在永新北郊进行阻击，大腿不幸受伤，被送进井冈山小井红军医院治疗。

　　1928年12月，红五军到达井冈山，与红四军胜利会合，时隔一月，湘赣两省敌人发动了对井冈山根据地的第三次大“会剿”，毛泽东在柏露村主持召开了前委、特委、边界各县县委和红四军、红五军军委联席会议，决定采取“围魏救赵”的战术，由红四军出击赣南，迂回敌后，打击敌人，红五军和红四军三十二团留守井冈山。陈伯钧因伤未愈，和张子清、陈毅安等一同留下，协助工作。红四军出发前夕，毛泽东来到小井红军医院亲切看望陈伯钧、张子清、陈毅安。毛泽东坐在病床边，仔细询问他们的伤情和治疗情况，并传达了柏露会议精神。他说：“这回敌人不惜血本，大有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头，为对付敌人，会议决定‘撒开两手，内外作战’。你们伤情严重，组织决定你们和红五军一道，留守井冈山，其主要任务是两项，一是耐心养伤，二是适当协助工作。”

　　陈伯钧、张子清，陈毅安望着毛泽东，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他们为就要离开这位朝夕相处、深谋远虑的革命领导人，离开自己的战友而恋恋不舍，但又考虑自己的伤重，决不能做大部队的包袱，只得哽咽地回答：“我们服从前委决定。”

　　1月下旬，湘赣两省敌人21个团围攻井冈山，留守部队在彭德怀的领导下，与敌激战，陈伯钧带伤参与战斗。由于部队四面受敌，孤立无援，损失严重，彭德怀不得不按特委指示，率部突围，小井红军医院100余伤病员来不及转移，被敌人杀害。陈伯钧当时不在医院，才幸免一死，但因大腿伤势严重，未能随部队突围，只得转入深山老林，继续坚持斗争。

　　湘赣两省敌人占领井冈山后，疯狂进行搜山，陈伯钧腿伤无药治疗，行走十分不便，被敌人逮捕，押往吉安监狱。

　　陈伯钧在狱中千方百计与党组织取得联系，后来通过地下党员申忠，与赣西特委、湘赣边界特委负责人王怀、陈正人取得了联系。毛泽东得知这一消息，要求特委尽力组织营救。5月，被敌人关押5个月的陈伯钧通过组织营救，终于走出了吉安监狱。后被赣西特委安排到北路行委担任军事工作。

　　1930年7月，红军攻克吉安后，陈伯钧见到了朝思暮想的毛泽东，要求回到红四军工作。毛泽东十分关心陈伯钧的伤情，亲切地握着陈伯钧的手说：“回来了，我们高兴啊。但你现在的主要任务是好好治疗腿伤，不过红军学校正需要人，你可以暂时兼任红军学校第三分校学生总队政委。”

　　同年11月，陈伯钧伤愈回到中央革命根据地，奉命担任红三军第七师师长，率部投入了根据地第一次反“围剿”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