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传统的中国文化是不太看重眼泪的,尤其是鄙视男人的眼泪。也许是我们民族经历了太多的灾难,人们清楚地知道眼泪是无济于事的;也许是我们的理性精神太发达了,总是压抑情感的力量。而这次汶川大地震使得我们的国人再也不吝惜自己的泪水了,上至国家总理下到平民百姓,从抗灾前线到募捐现场,从英模报告到实况转播,从收看电视到阅读报刊,举国上下,荧屏内外,泪雨滂沱,一片迷蒙。
这场大地震将中华民族积蓄已久的眼泪全部释放出来了,像西湖的涟漪,如夏季的雷雨,似长江的洪峰,它完整地演绎了眼泪的所有功能。流泪作为一种生理现象与心理现象的融合,一般而言它有3种功能或3个境界。一是,生理功能的伤痛而导致流泪,它是为了减缓肉体的痛苦,如被压在废墟下的哭声。二是,情感功能的悲痛而导致的流泪,亲朋好友的遇难而激发的哀痛感和悲伤感,如中国古代的挽悼诗文,白居易的《祭元微之文》“呜呼微之!六十哀翁,灰心血泪,引酒再奠,抚棺一呼!”更有苏东坡追忆亡妻的“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
如果说眼泪的前两种境界都是狭小的、与己有关的,那么有没有突破个体生命、超越血缘亲情的眼泪呢?肯定有的,这就是泪水的第3种功能——人性功能的悸痛。如果说在中国文学的历史上仅限于屈原的“长太息以掩泣兮,哀民生之多艰。”辛弃疾的“倩何人,唤取红巾翠袖,揾英雄泪。”艾青的“为什么我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那么,今天在汶川大地震中,我们中华民族的泪水就显得那样的高贵而圣洁、崇高而伟大。不论是温总理流着热泪说的“只要有人在,我们就一定能渡过难关,战胜这场重大自然灾害。”还是在哀悼日的默哀3分钟里,无数个与灾区民众素昧平生而泪流满面的普通人,也还是在以后电视播放的画面和英模的演讲,令数不清的观众热泪盈眶或潸然泪下。这时的眼泪不但超越了释放快感的生理层面,因为对于非灾区的我们没有失去亲人的悲痛和毁掉家园的哀伤;盈眶的热泪也超越了抒发情感的心理意义,因为我们并没有现场感受到总理的关爱、军人的奉献;换言之,灾区的空间距离离我们还相当遥远,灾区的受灾群众不是我的熟悉亲朋。直言之,我们的眼泪不是为自己而流。
那么,为谁而流呢?首先要明白这种高贵而圣洁的眼泪来源于何处。来源于一种生命本能的怕和爱,由个体自己的害怕死亡而推及人类的害怕死亡,由个体自己的爱惜生命而推及人类的爱惜生命。此刻的“贪生怕死”已不再是一个我们熟悉的伦理学概念了,而让我们在登上生命哲学的高度后,俯瞰芸芸众生时所产生的大慈大悲、大爱大德。其实,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俗话说“人心都是肉长的”,当这自然性的肉体演变为文明性的身体时,于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而表现出来的眼泪就成了人性与神性融合的见证。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眼泪和鲜血一同淌下时,我们能说他仅仅是在为个人而受难吗?当陈子昂写下“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泣下”时,我们能说诗人仅仅在为自己鸣不平吗?当鲁迅唱道“何期泪洒江南雨,又为斯民哭健儿”时,我们能说这仅仅是在悼杨铨吗?更不用说我们熟悉的为民而泣的屈原、揾英雄泪的辛弃疾、眼含热泪的艾青了。是的,古今中外一切仁人志士和英雄豪杰的眼泪都很少为自己而流淌,他们是在为善良和真诚而流淌,为同情和关爱而流淌,更是为人性的既伟大又卑微、为生命的既坚强又弱小而泪流满面。
这种高贵而伟大的泪水以前似乎离我们还相当遥远,尤其是市场经济的严酷竞争使我们深信“莫斯科不相信眼泪”,甚至让我们觉得眼泪是弱者的象征,是离别的表白,是煽情的道具,是女人的专利和文人的爱好。那么,今天温总理的一行热泪竟然引发了国人“泪飞顿作倾盆雨”,就在这挥洒的泪雨中,就在这盈眶的热泪里:
我们看到了一个伟大的中华正在历经一百年的痛苦的废墟上崛起。
我们看到了一个人民的政府再一次把“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擦亮。
我们看到了一个个真正的人性正在放射出恒久而温暖的生命之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