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记忆最深的是隔壁王大爷豆腐块那么大的一个收音机。夜晚，忙了一天农活的王大爷搬上凳子，坐在院坝中间拨弄那个小玩意，四合院里便响着好听的歌声和说话声。我依偎在大爷怀里，好奇地听着。一天，我突发奇想，问大爷能不能看见里面说话的人儿。大爷说，能，那叫电视机。

在我八岁那年，我们村子里有了第一台电视机。那是我们村一个在外地工作的干部买回的。记得干部买回电视机的那天，很多地里干活的农民听说了这个消息，丢下锄头，纷纷跑进干部的院里，大家踮着脚尖，伸着脑袋，争抢着看那个叫电视机的东西。这中间当然有我和哥哥，我们好不容易挤进人群，见干部身边的一张大方桌上高高地摆放着一个四方脑袋的东西。干部向喧闹的人群挥挥手，大家安静了下来，紧接着，我听到了说话声，还看到了说话的黑白人儿跳动的身影。啊，这就是电视机，既能说话唱歌又能看见人儿的电视机，这可比王大爷的豆腐块收音机好玩多了。

那时的电视机方方的脑袋上有一个用来接收信号的“羊角”天线，然而仅靠那个羊角天线，看不了几个台，还需要在屋子外边用长长的竹竿竖一根室外天线。干部家的屋子旁边便有一根这样的天线，那天线高高地矗立着，那样的耀眼。

不久，村子里又陆陆续续有人买回了电视机，高高的竹竿多了起来。那时的人们把那根高高的竹竿看成了一种荣耀。我一直希望我家的屋子旁边也能立上这么一根高高的竹竿。但父亲说了，要送我和哥哥读书，书读好了再买。自家没有电视机，只好到别人家看电视。总是到别人家看电视，主人表面不能说什么，但是心里肯定不愿意。我和哥哥也感觉到了别人家的不快。哥哥说：“弟弟，我们好好读书，考个第一，要爸爸给我们买电视机。”我使劲点点头。

那年，我和哥哥卯足了劲，每天早早起床藏在屋边的小河湾里拼命读书，期末，我们双双拿了个第一。年终，父亲卖掉一头大肥猪，搬回来了一台“熊猫”牌14英寸的黑白电视机。那年过年虽然我们没有吃上猪肉，但我们家也成了村子里为数不多的有电视机的家庭。我和哥哥兴奋得一连几夜没睡好觉，我们终于有了电视机，我们再也不用到别人家看电视了。我家屋子外边，也高高地竖起了一根长长的竹竿。

有了电视，我和哥哥觉得生活一下子有了乐趣。穿着母亲缝制的蓝布衣服，背着母亲用缝制衣服剩下的边角蓝布缝制的书包，我们跳呀，笑呀，学校到家10多里的路程，经不住我们小脚丫的几经丈量，下午放学回到家里，太阳还老高老高。我和哥哥牵着牛儿，或去长满青草的小河边，或到茂密的大山里，一路吆喝，唱着我们从电视里学到的歌谣。

后来，我和哥哥相继离开了小山村到外地求学，大学毕业后我们都在城里安了家，父母也和我们一道离开了小山村。在搬家的过程中，那台黑白电视机已不知去向。现在家里用的是那种很大很大的挂在墙上像电影似的背投彩电。老家的农村，也是家家用上了彩色电视机。那些儿时生活的片段，成了记忆深处的黑白影像。伴随着改革开放风风雨雨一路走过来的人们，都有这样的影像记忆，它记录了过去生活的苦涩，也记录着一代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