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这是一块历史悠久而又充满希望的大地；

    这是一处饱经沧桑而又钟灵毓秀的家园；

    这是一片富饶美丽而又日新月异的热土。

    这就是四川省东部与陕西、重庆和湖北接壤处的达州市，境内东西横卧的大巴山苍茫起伏，连米仓接华蓥；南北走向的州河水迤逦流淌，入渠江进嘉陵。孔子云：“仁者乐山，智者乐水。”祖祖辈辈生活在这里人民不但有着大山一样宽厚仁慈的胸怀，而且还有着流水一样灵动智慧的头脑，他们用勤劳的双手耕耘着苍凉起伏的田野大地，用温润歌喉唱出了粗犷嘹亮的巴渠民歌。

    二十世纪下半叶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醒了这里的山川大地和文人学士的才情、神思、灵感，于是他们用握惯了锄头、锤子和粉笔的手让体验和反思、激情和思想、现实和憧憬变成一首首诗歌、一篇篇小说、一页页散文、一幕幕戏剧，雨后春笋般出现在报刊杂志上和荧屏舞台上，为复苏的中国文坛洒下了一阵密集的“巴山夜雨”。这就是被评论界和文化界称之为的“巴山作家群”，他们以达县师范专科学校七七级中文系“星光文学社”的田雁宁、谭力、张建华和当时达县地区文化界的宋小武、陈官煊、杨翰端、李 贵、杨贵云、王敦贤、李祖星等为代表迅速崛起在八十年代的中国文坛上，形成了颇有实力和影响的当代文学的“巴山文学流派”。二十多年过去了，新世纪的巴山文苑春色依然，佳作不断，新人辈出，小说有贺享雍、罗伟章、何世进、杜河兵、龙懋勤等，诗歌有龙克、游太平、庞清明、曾蒙、蒋楠、邓成彬、侯平章、冯尧、符纯云、贾载明等，戏剧有张尚全、王代隆等，散文有周嘉、刘秀品、常龙云等。

    平心而论，他们地处信息不灵、交通不便的僻壤之地，他们身居业余写作、远离中心的文坛边缘，他们中的多数人又没有受过正规的文学教育，也没有“哥们”提携的终南捷径可走，更找不到“高人”指点的旁门左道能进，但是，他们为什么能够持之以恒地坚守文坛、孜孜不倦地痴迷写作？这其中肯定隐藏着一个重大“秘密”等待我们去探寻——这就是超越生存、超越功利、超越文学本身如利剑穿空的“生命矢量”。它是一种在压抑与反压抑、限制与反限制、禁闭与反禁闭的矛盾运动过程中，将所有的生命能量聚合起来，犹如地下的岩浆喷涌而出的火山爆发，好似海底的洋流回旋而起的狂飙突进；它以追求真理、向往善良、热爱美好的人类生命的正向进化为目标，以文学为阵地、以笔杆为旗帜，向着理想的天地和自由的境界，发起一次又一次韧性的冲锋，从而使巴山文苑盛开出倔强的生命之花！

二 

    置身于地域的封闭性与时代的开放性的文化矛盾之中的他们，一方面渴望着超越和突破地域性的限制，融入改革开放的时代洪流，让古老的巴山和悠久的巴山文化，走出层峦叠嶂的大山，展现在新时期文学的看台上；另一方面又热切地盼望自己的创作赢得时代的认可、同行的首肯和媒体的喝彩。但是，尽管他们钟情于缪司，就是在苦难的岁月里也不曾放弃，尽管他们有着不错的文学素养，在他们所生活的那个地方已小有名气，可是他们渴望着更大的成功，然而这种理想与他们身处的现实尚有较大的差距。就他们地理位置看，巴山地区处于中国的西部，还属于四川省的老少边穷地区，经济不发达；就他们的文学地位看，既挨不着当时潮起浪涌的中国新时期文学的边，也与川西成都的周克芹、流沙河、克非强劲的文学势头搭不上界。的确，在未修成正果之前，他们的创作和存在都是被文学和社会遗忘的角落，处于边缘的地步——边缘的地理位置、边缘的人生状态、边缘的文学活动，但是这些并没有使他们偃旗息鼓，由于文学有着与身俱来的超越使命，加上巴山渠水丰厚的文化资源的陶养和他们有着大巴山一样坚毅沉着的性格，反而激发起了他们冲向文学中心地带的豪情壮志，对他们而言文学既是悲壮人生的缩影，也是悲壮生命的命名。

    这种因地域状况而造成的悲剧体验，一旦又被他们升华为文学活动，那么创作势头就锐不可挡。而八十年代初期能够给他们提供舞台的文学本身就是时代政治的展示窗口、社会情绪的宣泄场所和改革开放的信息前沿，九十年代以后，尽管文学失去了轰动效应，但身处市场经济欠发达地区的他们，能够证明他们成功的还是文学。总之，不论文学的处境如何，它都以其博大的胸怀和敏锐的触觉成为时代的晴雨表和风向标，成为他们心中的伊甸园和梦里的俏佳人。改革开放以来，巴山地区和巴山地区的他们处于地域的封闭性与时代的开放性的文化矛盾之中，唯一能够确证他们文学身份的、唯一能够标示他们文学思想的依然是他们钟情和熟悉的文学，这种想法在1985年8月省作协召开的创作座谈会上，田雁宁、谭力、杨贵云和李贵分别用《我的心里话》、《莫辜负时代和生活》、《从零开始》、《密切关注农村的变革》为题表达出了不满现实和渴求超越的真诚和焦虑。[1]  何世进在他地域文学力作《乡恋画屏》的“后记”里也说道：“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伴随着思想大解放和日益汹涌的改革大潮，文学热得令人艳羡不已……我也学会以文学的审美眼光去看取县委县府领导全县人民从事的两个文明建设”。正如笔者在拙著《沉默的呐喊——贺享雍小说研究》对贺享雍的评说：“在中国的当代文坛上，他以超越的精神显示出苦难之于文学的意义，他以顽强的执着守望着乡土文学的田园，他以鲜明的风格高扬起地域文学的旗帜，他以深刻的思想巩固着严肃文学的阵地。”[2]

 三

    如果说地域的封闭性和时代的开放性交织成的矛盾运动，形成了巴山文学的成长土壤的话，那么作家生命的正向性和作品意义的超越性的合力作用，就结出了巴山文学的丰硕成果。众所周知，作品是作家生命追求的物态化，也是生命意义的对象化，没有作品就没有作家存在的必要，就这个意义而言，作家的生命不但要面对现实生活中的生命，而且要创造文学世界里的生命。巴山作家群以其文学创作活动和文学作品，再一次证明了艺术审美的一条重要规律：作者生命和他文学生命的交融和互证，文学是生命和揭示生命意义的一种方式，即文学与生命的同一，文学的呐喊是悲壮生命的确证。

    巴渠大地，连绵的群山养育了坚韧耐劳的品质，清澈的水流滋润着优美淳朴的心灵；巴渠文化，白莲教起义、李伊绍反清、川陕革命苏区激励着蹈厉奋发的意志，神话传说、劳动歌谣、情歌对唱陶养出蓬勃旺盛的精神。这是一种来自于生命本身的热情和活力，它一旦和同样蕴涵着生命意志和力量的文学“对接”后，就将在贫瘠的土地上、封闭的大山中展现一次壮丽的精神“日出”。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就以古希腊的艺术为例，阐述过艺术的“一定的繁荣时期决不是同社会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因为，一般而言，社会的发展常常是以牺牲人的感性活力和自然欲望为代价的，而艺术审美又恰恰是要高扬人的感性活力和自然欲望，于是地理位置相对封闭、经济状况相对落后地区的文艺却往往产生意想不到的繁荣局面，如当代文学格局中的中国西部的地域文学，除四川的巴山文学外，还有贵州的黔北文学、新疆的大漠文学、西藏的雪域文学等的繁荣无不充分证明了文学与生命的异质同构性。长期以来，现实的苦难积郁于胸，悲剧的体验如影随形，生存的压力变为生活的动力，生命“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他们——一群文弱书生，抗争而无力，反抗而无果，只得退守内心世界，移情于文学，寄情于笔墨，用日本文艺批评家浜田正秀的观点说，就是文学创作是“用语言来表现在现实的贫困面前所燃烧着的生命的神秘之火及其燃烧变化过程的艺术。”[3]

    巴山文学中的本土作家贺享雍，在小学毕业后就开始当农民，在生存重轭的压力下，他矢志不渝地追求文学，现在创作出版了近四百万字的小说。又如作家周嘉，本是一所中专学校的语文老师，还有中医师的执业资格，但是为了文学毅然办理了“停薪留职”，长期深入巴山腹地，和那里的山民、猎人、船夫、矿工，甚至流浪汉、服刑的罪犯，广交朋友，他的巴山风情的系列散文多次发表在大型刊物《散文》上，并获得多项全国性的散文大奖。还有何世进先生大学毕业后在当地的一个名叫开江的小县做老师，一干就是二十多年，全部的业余时间都用于创作，出版长篇小说三部，就是在他退休后也老当益壮，创作出版了《芳草天涯》，引起了评论界的关注，2003年5月20日的《文艺报》发表了一组四篇评论予以高度的评价。他们以自己苦难、奋进和希望的生命意志和生命力量，体验、感受并思索着大巴山这块热土上千千万万个平凡而普通的生命，再把他们熔铸进了五彩斑斓的文学世界，塑造出了一个个鲜活灵动的艺术生命。

作者简介：范藻，现为达县师专中文系教授、系副主任，是中华全国美学学会、四川省作家协会、四川省电影家协会会员。公开出版美学著作《人体美学探幽》、《叩问意义之门——生命美学论纲》和《沉默的呐喊——贺享雍小说研究》。发表论文六十多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