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段死亡与希望交织的生命岁月，这是一场刑具与意志较量的生命搏杀，这是一种忠诚与信仰共存的生命境界。这就是发生在1948年初到1949年底的四川东部、雾都重庆、歌乐山下的悲壮历史。自从1962年罗广斌、杨益言的长篇小说《红岩》问世以来，这部小说所涉及的历史先后被改编为电影《烈火中永生》、歌剧《江姐》、电视剧《红岩》，2010年7月央视又推出了30集电视连续剧《江姐》，再一次为这个火热的夏季掀起了浓烈的红色风暴。

    近年来，红色题材的影视作品不断引爆银幕和荧屏，究其原因，我认为是抓住了红色叙事三要素的“三性”：党性、女性、人性。电视连续剧《江姐》的成功，再一次应证了这三个要素的有机结合是红色题材文艺作品的“秘密”。党性是红色题材的根本规定，女性是艺术表现的不二法宝，人性是人类奥秘的现代叙事。而能够将三者的有机融合是红色题材影视剧成功之所在，《江姐》的编导是深谙个中三味的。

   首先，表现了崇高的党性。党性是共产主义的根本特性和共产党员的固有本性，正像入党誓词所说的：“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履行党员义务，执行党的决定，严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秘密，对党忠诚，积极工作，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永不叛党。”尽管江姐不情愿和彭咏梧假扮夫妻，但是为了老彭的安全，也是为了重庆地下组织的安全，更是为了革命事业，她还是答应了。又如，为了减少个人拖累，更好的从事革命活动，在江姐生了彭云后，主动要求做了节育手术。为了节约更多的经费用于革命事业，江姐和彭咏梧节衣缩食，彭咏梧患了低血糖，江姐结婚也舍不得买一件衣服。这就是党性——崇高而伟大的党性，正因为有了它，在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江姐始终坚贞不屈。“毒刑拷打算不了什么，竹签子是竹子做的，共产党员的意志是钢铁！”

    其次，歌颂了伟大的女性。不论是《红岩》，还是《烈火中永生》，也还是《江姐》，被喻为“中国的丹娘”的江竹筠都是剧中非常重要的人物。电视剧《江姐》将这位侠骨柔情的女性作为表现的主角，编导的匠心独运可见一斑。《江姐》不但保留了江姐齐耳短发等作为女性的标志性的形象，还增加了她时尚的发型衣着；她不但勤俭持家，有着传统妇女的美德，还知书识礼，有着现代女性的魅力；她不但相夫教子，有为人妻和为人母的柔情，还有坚持原则、义薄云天的刚烈；尤其是她得知丈夫彭咏梧的结发妻子还活着，她真切而坦诚地告诉幺姐，她和彭咏梧的结合是出于革命斗争的需要，表示革命胜利的那天，一定把彭咏梧还给对方，并请幺姐帮助自己带云儿。幺姐终于被江竹筠所感动，并答应了江竹筠的请求。可以说，江姐是一位有着妻子的柔媚、母亲的慈爱和战士的刚强的伟大而高尚的女性。

    最后，揭示了复杂的人性。众所周知，人性是文明进步的秘密，也是艺术成功的法宝。《江姐》剧中对人性做了深入的发掘和生动的表现。如，彭咏梧在得知妻子不幸罹难后非常悲伤，在面对江姐的柔情时无言的愧疚；江姐知道丈夫彭咏梧牺牲的消息后，顿时悲痛欲绝，后悔还“没有好好爱他”。这部电视剧还表现了地下党沙磁区书记刘秉仁的刚愎自用和个人英雄主义，以及被捕后面对江姐的痛悔；重庆市委委员刘合廷经不起金钱美色的诱惑而丧失革命气节；这部电视剧在对反面人物徐鹏举的刻画上也是入木三分，写出了他破坏重庆地下党的阴险狡诈、对付革命者的歇斯底里和自知来日不长的垂头丧气。《江姐》尽管再现了敌我双方的殊死拼杀，有着浓厚的意识形态的政治导向，但是编导没有局限于此，而是把敌我双方的参与者当成人来表现，他们既有自然人的贪生怕死、好逸恶劳的本性，也有社会人的舍生取义、良性发现的升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