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指出的是东周的刻石文字在中国书法史上有重大意义，东周以前的刻石有《石鼓文》、《诅楚文》、中山国《河光石刻文》。其中，唐代初年在陕西凤翔发现的刻在十块鼓形石头上的《石鼓文》是我们迄今为止所知道的我国最早的石刻文字 ，它承上启下连接了西周书法和后来的秦小篆，并以劲健挺拔的用笔、雄宏浑厚的气势被人们称赞为我国” 书家 第一法则”。
1、秋胡妻浣的”虫书”
春秋时鲁国的秋胡妻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女书法家。据说秋胡和他妻子结婚只5天，便”随牍远仕”到陈国做官去了。他妻子留在家里浣蚕采桑，朝夕面对这昂首食叶的可爱小生命，竟被她想入非非地创出了一种名叫”雕虫篆”，也叫”战笔书”的字体来。由于”其体遒律，垂画纤长，旋绕屈曲，有若虫形。其状则玄鸟优游，落花散漫”（宋释梦英《十八体书》），所以唐代韦续在《墨薮五十六种书》中又把它唤作”虫书”。这”虫书”所处的时代，乃是各诸侯国文字互不统一、异彩纷呈的大篆时期，所以”虫篆”应属于大篆的体系。后来秋胡5年而归。快到家里的时候，秋胡看到道边有个提篮采桑的女子，出落得楚楚动人，就油然产生了邪念，上前去调戏她。采桑女却用冷锐的语言拒绝了，还把他揶揄个够。其后，秋胡回到家里，才发现那采桑女却是自己的妻子，感到十分狼狈。而长年坚守着空房的秋胡妻，一旦发觉日夜萦念的丈夫竟然是这么一个轻薄之徒，不禁悲愤交集，投沂水而死。我们也不禁要为这典籍记载中的我国第一位女书法家洒下一掬同情之泪。
2、《蔡候尊》
《蔡候尊》 ，或称《蔡候盘》，它是春秋晚期（约公元前6世纪下半叶至前477年）铸造的青铜器，有铭文22行共92字，1955年出土于安徽省寿县蔡候墓，现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铭文书法笔画细瘦、锐利；结体特别修长挺拔，大多上端紧密、下端疏松；布局整齐疏朗，整体上显得精美华丽，具有装饰性。这是春秋晚期金文书法的代表作品之一。
3、《越王句践剑》
《越王句践剑》 ，由春秋末年越国铸造，出土于湖北江陵县，现藏于湖北省博物馆。剑全长55.6厘米，身宽5厘米，铭文在剑身一面近剑格处，是鸟虫篆，刻有铭文2行8个字，字体狭长，八个字排列得很整齐，字距大，布局疏朗，笔画瘦细，用笔流转婉转，而且有很多装饰成分；线条弯曲，扭转如同鸟虫的武装姿态，这是春秋晚期在南方各诸侯国金文篆书中出现的一种特殊字体，后人称它为”鸟虫书”或”鸟虫篆”，有着明显的美术装饰效果。《越王句践剑》的篆书就是这种字体和书法风格的代表。
4、《侯马盟书》
《侯马盟书》（如图）是指1965年出土于山西省侯马市东部浍河北岸原晋国遗址的一批春秋末期晋国文字，它是用毛笔直接书写在玉片或石片上的篆书，记述了当时晋国大臣赵简子作为盟人与他人盟誓的事件。出土文物共有5000余件，字迹较为清楚者有600多件。文字一般用朱红色的砂粉写成，也有少数是用黑色的墨粉写成，现藏于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侯马盟书》上的文字书体介于金文与小篆之间，比较接近秦国《石鼓文》书法体势。结体舒展，大小均匀但动态感很强；用笔顿拙提按明显，富有变化趣味；通篇布局浑厚苍茫，同时也透出一种秀逸之气，所以显得疏密自然、神气完整充足。这是它用笔直接书写的缘故，真实地体现了当时晋国文字的书写形态，在书法艺术上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5、《石鼓文》
《石鼓文》是东周时代春秋末期至战国初期的秦国刻石，唐代初年出土于陕西凤翔，原石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因为文字刻于十块鼓形石头上，所以被后人称为”石鼓文”，它是大篆书法中最令人赞叹不已的艺术珍品，是一件中国书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优秀作品。也是我们到目前为止所知道我国最早的石刻文字。《石鼓文》既承接了西周金文书法的一些特征，又开启了秦代小篆书法，起笔、收笔都是圆笔，笔画粗细基本一致，结体比较方整，竖行横列也基本整齐。我们从这一刻石中可以看出西周晚期的《虢季子白盘》的痕迹，同时，还可以从晚于东周的秦小篆书法中看出它们在用笔法，结体章法上的相似点。秦小篆书法正是在以《石鼓文》等为代表的大篆文字的基础上形成的。《石鼓文》用笔劲健挺拨，体态端庄，气势大有雄宏，因此受到后人的喜爱，被称为”书家第一法则”。诗人韦应物、韩愈、苏轼等都曾写过 诗文 对它大加赞赏。由于石鼓文是先在相对平整的鼓形石面上书写，然后再刻，比起锺鼎铭文的范铸采得简单，避免了锺鼎器形多面弧度的局限性，更能真实地保存书写笔意，故《石鼓文》显得分布均匀，结体严谨，用笔笔意浓厚，笔力遒劲。加之由于刻石完成以后长期置于荒野，风吹日晒，部分剥落，更使《石鼓》显得气息醇古，朴茂自然受到了唐以后书家的高度推崇。唐代大书论家张怀瓘在《书断》中激赏：“体象卓然，殊今异古；落落珠玉，飘飘缨组；苍颉之嗣，小篆之祖；以名称书，遗迹石鼓。”杜甫、韩愈、韦应物、苏轼、赵宦先、康有为均盛赞《石鼓文》的高妙。唐宋以下学篆者，无不推崇，近代 吴昌硕 更从《石鼓文》获益良多，终成一代大师。
6、《中山王？鼎》
《中山王？鼎》，是战国中期（前4世纪）诸侯国之一的中山国铸造的青铜器，1977年出土于河北省平山县中山王一号墓，现藏于河北省文物管理处。铭文字数很多，有77行共469个字，这在战国时期青铜器中是很少见的。铭文记叙了燕王哙因为过于宠信儿子，而酿成国内大乱的历史事件，书法风格独特，笔画大多长而尖锐，而且带有变化，往往中间较粗，两端尖细，锋芒外露；字形狭长，在结体上呈现出上端下端疏松的特征；整体布局匀称精美，气势开阔。装饰味，图案化是这一铭文书法的一大显著特征。
7、《诅楚文》
《诅楚文》，是战国中期的刻石。北宋时期出土于陕西凤翔，共有《告巫咸》、《告大沈厥湫》和《告亚驼》三块刻石，可惜的是原石和 拓本 都没能保存下来，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是后代刻帖中的摹刻本。《诅楚文》在文字学和书法史上都有重要的意义，它是制定秦小篆最近的源头之一，比《石鼓文》要接近于秦统一六国后采用的文字，用笔圆劲，线条宛转，结体基本方正匀称，有的字偏于长方形，上面紧密下面宽松，整体上严整、规范、统一。
8、青川战国木牍
1980年在四川西部边境小县青川城郊郝家坪秦墓出土了一批战国文物，其中有两件木牍，一件残损过甚，字迹难以辨认，另一件却较完好，字体结构， 点画 ，笔法、墨法及布局章法均比较清晰。这件木牍长46公分，宽2.5公分，字约0.7公分见方，三行共119字，背面字4行，约30余字，但模糊难辨。
这片木牍出土的地点位于川、甘、陕三省临界地。本牍的内容是先秦在灭亡蜀国七年以后秦武王命丞相甘茂等修订并颁布的律令，保护土地，维修道路、桥梁、疏通河道等。
木牍书法形态上流露出蜀文化恬淡轻松，孺雅气爽之质，细品其味却蕴含着先秦文化浑厚朴拙的气势。在谋取篇布字上自然错落，和篆书秦诏版相比，诏版错落却毫不含隶书规律；而更多秉承了甲骨文的布局法。而青川木牍的错落已形成自己独有的规律，字矩宽于行矩，已开启了汉隶布局先河。布字上走边而亮出字矩和行矩又显得丰满，是简牍书法自然之规。
青川木牍笔法自然生动，足以说明此木牍是当时高手所书。起笔使用藏锋，且有明显的蚕头，左长撇已被汉隶所继承。笔势、笔顺、笔画的连结方式已为汉隶创拟了模式。
结体自然随意，如”十字”之小，”道”字之大，”广”字之长，”已”字之短，”千”字之疏，”险”字之密，真是先于晋人开中国书法结字审美规律。
墨法，犹其自然生动多变化，由于年代久远。可能已有墨色脱落，但书写者用墨多少不一，笔力轻重不一，确是分外明显。如图中木牍第一行的”月”字，左边墨重，右边墨轻，第二、三画墨重，在蚕头。第三行的”道”字重墨在中部，而整个木牍中着墨轻蒲的笔画，笔法都十分清晰。
和时间稍后的云梦秦简相比更显古朴，用墨更加生动自然。这里有出土关系和风化剥落的原故，但不是主要的。只要从现在木牍上留下的重墨所在部位即可断定那是用墨，用力，轻重缓急的痕迹。青川木牍横画更超于平直，而少波势，蚕头却显于云梦简。
由于青川木牍刚从篆书规整笔画下解放出来，它还浓重地带有篆书的很多痕迹，如”十”字的用笔和结体，”大”字和”千”字的结字，‘“一”字和”高”字的用笔。但它的主要的用笔已经摆脱了篆书那种圆浑、均匀的形态，而书写得变化多端，攲斜有致了。因而青川木牍字体可说是”亦篆亦隶”，或干脆称它为”篆隶”也不为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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