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年，有淳香的记忆，也有些许的无奈……

 道路与食物

我的父亲是川北人，却认识了陕南的母亲。 在我出生前两年，他们分居两地，在我出生后八年，他们才结束分居。之间十年，大多数时间，他们靠通信维持婚姻。

父亲和母亲隔得到底有多远，其实不远，60公里的山路，只隔着几座山，按现在的车速和道路算，一个多小时。可是当时没车，车在83年在县城都属稀罕之物。走路，早上走，晚上可以到。但是山路险恶，人迹稀少，极不安全。我常年随着母亲，一年如是能见到父亲几面，便是莫大的喜事。后来，父亲单位配备了三轮摩托，于是，每个夏天都能看见父亲骑着摩托，买好大米面粉来看我们。那时候，大米面粉都属于要凭票购买的物品，更不要说其他东西了。所以有次，当看见父亲带来的鸡蛋因为一路颠簸破碎不少的时候，妈妈的眼睛红了，我在旁边跟着哭得一塌糊涂。

前段时间，有闲时，从达州飞北京，两个半小时。在天空中，透过滔滔云海，岁月倒流，似乎看见了幼时傻傻望天的憨厚模样。北京三环外变化极大，完全找不到昔日的记忆。导游小刘很热情，她无意闲谈说到朝鲜的旅游团来北京，第一件事是去抢购大蒜和芝麻时，听后我感到熟悉而心酸。

有时候，我甚至天真的想，如果那时，道路也能如这般通畅，我的父母也不会因为“太远”导致疏离而最终离异吧。

嘲笑与读书

一个人的性格和她童年的记忆有关。心理学家如是说。

父母离异后，家境大不如前，我就读万源一小时，是“从镇上到县城”的孩子，是同学们眼里“从陕西来四川”的野丫头。她们戏称我“陕佬儿！”  那时候我满怀委屈，我觉得自小喜欢读书，所受的教育和父母的引导是不错的，但这种印象是小学里的孩子理解不到的，倒是另外两件事让他们对我“刮目相看”。

一次是当时母亲独自养我，经济显得不宽裕，懂事早些的我在一只棉鞋前面破了小洞后，找补鞋的师傅修好，为了对称，在另一只上也走了针脚。可眼尖的同学还是看出来了，要放在现在，大家会觉得这个属于“个性”、或者“很潮”，可当时不，一个羽毛球赛场上经常输球给我的小男孩像哥伦布发现新大陆般大吼：“陕佬儿鞋破了！”于是其它小朋友跟着后，我当时被吼得无地自容。

后来我就把所有的兴趣转移到看书，体育课散会后，我独自找了一个清净之地看《阿尔卑斯山的少女》，那是我同桌说看不懂扔给我的书。我看到精彩处，却听见一声尖叫：“看啦！看啊！野丫头居然在这儿看书呢！”我当时又羞又怒，在他们的哄笑中，似乎看书是件极为可耻的事儿。是啊，当时如果谁是因为喜欢读书而在读书的，在小朋友那儿是很难被理解的。而今天，当我的表弟表妹高中就在计划考研、出国的事儿时，我有着深深的祝福。而我的母亲、70年代陕师的大学生，想到她们边读书边劳动的岁月，又觉得我的大学生活是值得羡慕的。

今天，不管是首都，还是县城，不管是老人还是孩子，都开始以极大的胸襟在学着宽容他人，理解他人。而知识，被更多的人看重，而不少学子也从“必须学”走到了“我喜欢”的位置。

爱国与寂寞 

我一天天在书海中成长，比同龄人多了很多理想主义色彩。

  高中的时候，我任班长，每天晚上读报时间，老师安排我找一些好的文章，来拓展同学们的试听。我记得那是98年的一个下午，当时我买来的《读者》杂志上有一篇关于钓鱼岛领土的文章，现在看来，当时的有识之士已经预料到小日本今天的对岛态度。那天晚上，当我在全班念完这篇文章后，素来安静的我突然拍案而起：“我们的领土绝不容许他国的侵占！”与此同时，与电影情节相反的是，并不是同学们此起彼伏的爱国之音，而是全班同学的错愕与惊惧。我看见他们的眼神，心迅速冷冻。

多年以后，我回想这件事，终于明白，不是他们不配合我的呼吁，而是在那个网络和媒体都不够公开发达的昨天，我的观念已经离他们太远，太远……我的老师，我的长辈，我所有的朋友都在关注学业，没有谁会去关注钓鱼岛问题，除了杂志上偶尔一篇文章，领土问题并没有可能像现在般让每个人获得知晓。

 今天，当国人为钓鱼岛问题义愤填膺时，当每一个中国人开始关心这片领土时，我甚至偏激的想：我们期待和平，但如不幸我们被战争，中国人，一定会有昂扬的姿态！科技和经济的发展，人们的联系和理解，让每一个热血的儿女不在寂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