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历来四川被称为“天府之国”。它的东部地区背依大巴山，南横长江，物产丰富。但是，自从军阀割据统治以来，这里的人民，带上了沉重的枷锁。川陕边防督办刘存厚，象一头瘟牛，横行在万源、城口、宣汉和达县。他们挖空心思，想出不下几十种名目的苛捐杂税，残酷地掠夺农民。种田的、要田赋，种烟的、要烟款，甚至连讨饭的，都要出花子捐。人民饥寒交迫，流离失所，到处传育着这样两首民谣：
军阀梳子梳，豪绅篦子篦，
甲长牌头刀子剃，收款委员来剥皮！
夹工山上二陡平，包谷红苕胀死人；
荒草棚棚笆笆门，想吃干饭万不能！
这是劳动人民用血和泪写出的歌！又是从内心发出的愤怒的诅咒！
“五四”以后，革命的思潮传到川东。1922年，我和一些同志在宣汉清溪场等地，进行过共产主义小组的活动。之后，一部分革命的知识分子（如戴治安、张鲤庭等），又以达县第五高级小学校为基点，开展提倡新文化，反对封建势力的斗争。1926年在张鲤庭的领导下，张爱萍（端绪）、王荣澍、魏传统等，于达县中学发起组织“烂漫社”，发行“烂漫旬刊”，宣传社会科学，进行反“狮子派”（即国家主义派）的斗争，在长期的斗争中，培养与锻炼了一批青年积极分子，在达县建立了共产主义青年团的组织。
大革命失败后，一些在上海、北京、武汉等地的一部分川籍同志，先后回到了川东，在党的指示下，大家分散在广大的农村，秘密组织农会，领导农民进行反对军阀抓丁派款，斗争恶霸地主。从农会中选拔勇敢有觉悟的青年，组织小股游击队。白天生产，晚上集结，星星点点的火种，很快蔓延到开江、梁平和大竹一带。在群众斗争日益高涨的情况下，党决定在万源、宣汉、达县创造一个赤区，建立一支游击队。第一面红旗，就树立在万源。
万源，是军阀刘存厚统治下的边缘区，背后是大巴山，便于开展游击战争；同时，固军坝有个名叫李家俊的青年，他在上海的一个大学里读过书，受过大革命的影响，他的父亲手里有几条枪，只要李家俊一出面，枪可以拿过来，红旗就打起来了。
1927年底，活动在固军坝附近的几个党员，派人利用旧交情把李家俊从家里动员出来，这个青年人受了些无政府主义的宣传，披着长头发，声称要做中国的托尔斯泰。但是，他对无产阶级革命，仍满怀着激情。当我们和他谈到革命手段时，他激动地挥着手说：“对豪绅地主，要采取最后的手段！”
“何谓最后手段？”有同志问他。
“放火烧尽他们！”
“不对”，党的负责同志向他说：“你受了无政府主义的影响，革命不能单靠个人的意气，要依靠群众，组织群众起来共同斗争。”接着对他讲解了当前的革命形势，并特别指出，无政府主义是与共产主义背道而驰的，知识分子唯一的道路，是放弃个人的幻想和空谈，到群众中去，向着共产主义远大目标前进。
这个青年，还肯接受党的教育，经过党的负责同志多次说服，最后十分感慨地说：“这两年，就一心想为人民尽一番力量，可是，象一个迷失了路途的人，不知往哪里去！现在愿意听党的话，为革命不惜抛头颅，洒热血……”
党为了培养他，决定送他到重庆党的机关学习，他接受了这个决定，剪去了长发，满怀热情地改装起程了。
这时，万县、城口、宣汉等地的党组织，积极展开工作，在乡村农会里选拔战士，筹备枪支，迎接武装起义。
1928年春，一天夜晚，在万源城南固军坝，一支革命的武装建立起来了。这里有来自炸井坝、白羊庙的农民赤卫队；有来自宣汉、厂溪、官渡、铁矿坝以及开江、梁平各地的农会会员。从重庆学习归来的李家俊同志，是这支部队的指挥员，他用宏亮的声音宣布：“川东游击军的第一支队，成立了！……”
农民有了自己的武装，腰杆伸直了。分工组织农会，庄庄燃起了革命的烈火。群众在游击军的支持下，打土豪，捉恶霸，到处破仓分粮。革命的浪潮，漫卷了川东。成都的反动报纸，曾以头号字标题登着：“李家俊打土豪分田实行共产”。军阀刘存厚的内部，大受震惊，不久，住在七里峡的一个连，携带意国造步枪八十余支，起义投奔游击军。接着，李光前、邓庭刚同志，又在宣汉王家场一带，组织一支部队。
刘存厚急派廖雨辰亲自带领一个师并联合驻万县的王陵基匪军，向固军坝、白羊庙一带游击区“围剿”，每到一处，大肆烧杀，许多被残杀的尸体飘浮在前、中河流域。反动派企图以残暴的手段，把农民革命和新起的红色游击军镇压下去，但是，参加游击队的人，越来越多，红军游击队越战越强，不下半年的时间，李家俊同志率领的一支队，发展到了一千人。巴山之下，到处是红军游击队战斗的歌声。
（二）
刘存厚见大兵“围剿”无效，改变了战术，一面分兵布防，步步扎营逼近我们的游击根据地，一面勾结土豪劣绅，大量地训练反动会道门“神兵”。并且大肆宣扬说，他们的“神兵”刀枪不入。这时游击队的成员，都是农民，迷信观念较重，特别是各乡的农民自卫队，听说“神兵”一来就有些畏惧。在这种情况下，党决定用“神兵”对付“神兵”，便在梁山、开江之间，成立了一支红色的“神兵”部队。当然，我们是绝对不信神的，成立神兵部队，不过是一种对敌斗争的方式，以此壮大声势，吓唬敌人。因此，我们的战士一面向“神师”学“灭火咒”，一面自己练习枪法，积极进行战斗训练。反革命的“神兵”打来，我们的红色的“神兵”，一手提着鬼头刀，一手提着驳壳枪，猛冲上去。远了开枪，近了动刀，敌人的“神兵”光有刀没有枪，是打不过我们的，他们每次都是弃尸而逃。
经过几次胜利的战斗，游击队的有此同志，也对我们的“神兵”寄托了很大的希望。记得1929年夏，党派到一支队去的唐伯壮同志牺牲了，他的弟弟唐仲明（地方党员），决定去接替哥哥的职务，临走的时候，一定要带一队“神兵”去，我说：“神兵只能虚张声势吓唬敌人，不能靠它去打仗！我们共产党人是无神论者。哪有神？都是假的。”这话被训练“神兵”的老师听见了，他很不服气，拉出一个“神兵”就用枪打，结果，一枪打伤了。那老师还强要面子，红着脸说：“神兵不灵，是因为旁边有女人看！”我便向唐仲明解释说：“这不是原因，打起仗来，那里没有女人，我们真正的神，是马克思主义，只有加强部队的政治教育，提高战士的阶级觉悟，才有战斗力。战士们都诚心相信了马克思，作战就会勇敢无敌的。”
从此，“神兵”刀枪不入的迷信即彻底破除了。
1930年，由于执行立三路线，川东游击军被调往参加包围武汉的战役，这支部队，远征到了鄂西的竹溪、房县，受反革命军队包围，苦战数日，寡不敌众，最后败于途中。
李家俊没有参加这次远征，但不幸的是，他被调往重庆工作不久，即被反革命捕杀。这位忠于革命的同志，牺牲时不满二十五岁，在押赴刑场的路上，高唱国际歌，至死不屈！这是值得川东人民永远纪念的一位同志。
1931年春，川东军委又在梁平的虎城场、太平场、金凹场、猫儿寨一带，领导农民起义，组成一支三千多人的川东游击纵队。党决定李光华为纵队司令，我为副司令兼总指挥。这支新军成立之后，军阀刘湘派了两个师进行“围剿”，沙河场一战，我军把敌人两个师击溃。不久，又在忠州后乡，歼灭了民团数百人。就在这时，川东游击纵队，又奉命远征包围武汉。
在黄金场，川东军委召开了紧急会议，讨论如何执行这个命令。我和有的同志在会上提出：应接受第一支队东征的教训。这支部队还没经过游击战争的锻炼，远征作战是不行的。最好派人再去省委请示，如果一不定期要远征，可建议去一部分人，一部分人留下，一来可以继续坚持就地的游击战争，二来可牵制敌人兵力。但有些同志盲目地执行立三路线，说这是上级的命令，应坚决执行，不必再请示省委。这样，川东游击纵队又开始了东征。
一天晚上，部队从石宝寨渡过长江，开往石柱。计划经由湖北的利川，建始前往武汉。不料，先头部队刚到达石柱的后山，刘湘派陈兰亭带一个师从后尾赶来。我军在疲惫之际，回头应战，与敌人激战了三天三夜，最后弹尽粮绝只得组织突围。川东游击纵队司令员李光华同志，负伤被俘殉难。
立三“左”倾路线的错误，又一次使川东游击军受到了严重损失。
（三）
石柱失败之后，突围出来的一部分同志，仍转回有群众基础的梁平（梁山）、达县和开江交界的地区。党委总结了两次东征失败的教训，决定将现有的五百多人，改编为三个支队，以梁山）、达（县）、开（江）三县交界的百里槽为中心，继续坚持游击战争。
“百里糟”，是一条百里长的绿竹林，林中有一条蜿蜓的小河。四周山峦起伏，丛林繁茂，是开展游击战争的好地方。每当敌人大兵“清剿”，我军便分成若干股小部队，潜藏在竹林内、山沟里，依靠两边山峰的掩护，跟敌人打麻雀战，遇上小股的敌人，便集中兵力，把它吃掉。游击队的行动，使敌人无法捉摸，今晚在梁山县破仓分粮，明晚到了开江县境，后天，说不定又转到达县境内，急得刘湘象火烧了屁股似的，骂我们游击队是抓不住的“飞马腿”，到处悬赏捉游击队的领导人。今天张出榜，捉住某某人，赏五万大洋，明天又增加到十万、二十万。当然，他们这只能是一种自我解嘲。
年轻的游击部队对于公开的敌人，是有着高度警惕性的，但是对于暗藏的破坏分子，却放松了戒备，第一支队在分散活动的时候，一个叫刘长毛的人，坚决要参加游击队。我们的同志，见他要求十分恳切，又是本地人，就收留了。后来发现这人是个富农，行动鬼崇，想把他清除出去。他又苦苦哀求，说：“我老辈是贫农，如今虽然是富农，生活也过得不好，你们留下我吧，不让我背枪，跟着烧饭也行……”就这样，又把他留下做了炊事员。
一次，队长蔡奎同志带着部队破仓分粮回来，战士们刚把饭吃下去，这个喊着肚子疼，那个叫心难受，接着许多人昏倒了。蔡奎同志立刻发觉一定是中毒了，就去找刘长毛，可是刘长毛早已不见足迹了。正在这时，敌人从四面包围上来。一支队受到了严重的损失，支队长蔡奎同志壮烈牺牲。
这一血的教训，使我们深深认识到：对于阶级敌人，任何时候，任何环境下，都不该有丝毫的麻痹。
但是，反革命用放毒、暗杀等无耻的手段，并不能完全达到他们的目的，红军的游击队在发展，根据地在扩大，不久，刘存厚又派他的第二师，向游击区“围剿”。在宣汉的铜鼓一战，游击军将其击溃，并活捉了一个团长。
这个团长姓陈，是刘存厚的表兄弟，被俘之后，刘存厚派出许多暗探，配合大部队到处搜捕，他们象发疯似的，奔跑了好几县，最后刘存厚软了，派人跟红军游击队谈判，愿意出五万块钱把他表弟赎回。红军游击队没有答应，向他要二百条驳壳枪，当然，刘存厚是不会给的，那个姓陈的团长，又苦苦哀求说：“你们再宽大一些吧！刘存厚宁肯出我十上头，也不会给你们一支枪，你们只要能拿到钱，就不难买到枪。”
当时，游击军的武器，主要是靠缴获，如果有钱，在川东这个地区，也可以利用关系到敌人内部去购买枪弹。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决定释放这个被俘的陈团长，以扩大我党我军的政治影响。
这位曾经疯狂一时的团长临被释放的时候，千感万谢，说红军游击队对俘虏很宽待，并问有什么话嘱咐。我们警告他说：“再到游击区来烧杀掠夺，将自食其果。”
姓陈的连连回答：“是，……是……彼人一定照转。”
游击军随着战斗的胜利，部队迅速扩大起来。不下半年的功夫，又在梁平、达县、万源等地掀起了群众性的游击战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