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谢主持人给了我这样一次发言的机会。我觉得一个作家的语言应该更多的留在纸上，一切嘴上的语言会很快烟消云散，惟有在作品中展现的人格和力量才会持久。文学作品是对生命的抒写，是对人内心意志和情感的展现。因此，那种苛求作家艺术家都成为完人、圣人和道德楷模的想法在现实面前显得幼稚可笑，但作家艺术家却不能因此缺少对完美的追求。因为这是职业对我们的需要，我们应该努力使自己成为一个较为纯净和较为高尚的人！
　　我从13岁小学毕业后就回乡参加劳动。第一次跟随大人们（主要是女人）下水田挑肥料，是那种怄在田角的农家肥，要把它们一担一担地挑到大田中央。一下田，水就淹过了大腿。别说在肩上压上一副担子，就是走路，在稀泥里也难把脚拔起来。我咬着牙坚持，后来实在担不动了，就把担子放到稀泥里拖。今天想起来，那确实是艰苦。但那时并没有觉得什么，因为这是农民的本分。在这样的日子里，我一滚就是30多年。在这30多年里，我不仅学会了全套的庄稼活，成为一个地地道道的、出色的庄稼汉，而且磨砺了自己的意志，磨砺了我和那块土地的感情和血肉联系。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成了那片土地上父老乡亲的发言人？记得20多年前在老家昏黄的煤油灯下跌跌撞撞开始写作时，我连什么是小说，什么是故事都分不清，唯有的就是对生活那份赤诚。第一次到地区参加文学培训班时，贫穷和低起点带来的自卑使我常常避开人群。一个月的时间里，一篇3000字不到的东西不知改了多少次，最后还是编辑不忍心把它发了一个末条。但就和第一次下田劳动一样，我咬着牙坚持到了今天。我也常常思索究意是什么力量在这个商业化的社会里支持着我？原因可能很多，但根本的有一条，那就是每当我坐在电脑前，在键盘上敲出一行行文字时，我的眼前同时会出现那片我曾摔爬滚打过几十年的乡村，会想起那片贫脊的土地给我带来的酸甜苦辣，想起那里父老乡亲的音容笑貌、悲欢离合……不管我的成就有多大，从我开始在纸上信笔涂鸦时开始，我就为自己立下了一条誓言：那就是永不背叛那片黄土，永远要以一个儿子在母亲面前说话的坦诚，为那片土地而歌、而哭、而痛、而呼……在这20多年笔耕的岁月里，我庆幸的是做到了这一点。还值得庆幸的是，文坛和读者还因为我这种“对农村和农民所面临的生活的重压，不掩饰，不回避，不说假话空话，坦率到了令人心惊肉跳的地步”（陈建功《一个身子和血脉都扎在乡村土壤里的作家》《文艺报》2007.3.31）的赤诚而给予了很多鼓励和支持。细想起来，这也没有什么奇怪的，就和第一次下田劳动是农民的本分一样，一个作家既然选择了以文字为生涯，那么真诚和真实也应是他的本分，这是常识。只不过在今天这个常识经常像废纸一样被抛弃的时代里，它显得有些可贵罢了。
　　20多年里，我写了500多万字的作品。朋友们努力劝我写慢一些。我也想让自己慢下来，可生活总是冲撞着我，内心里总有一种遏制不住的创作冲动。我有时觉得，一个作家能写多少，能写到什么样子，都是上帝给派定了的，想改变也改变不了。我要感谢生活对我的馈赠（包括它曾经赐予我的磨难）我不是一个靠浮光掠影走马观花得来索材的作家，而是一个在农村摔打了40多年、至今还住在城乡结合部的小县城、出门200米就能呼吸到泥土和庄稼气息的城里的庄稼人。我和泥土、庄稼以及生活在那片地土上的父老乡亲没有距离。正是这一点，她造就了我这个“农民的发言人”（胡平：《农民的贺享雍》《文艺报》2006.9.21）
　　我还要感谢领导授予我的“德艺双馨”的称号！对这份荣誉，我感到既惭愧又高兴。惭愧的是我们还有很多同志在默默地辛勤耕耘而又成果颇丰。比如周嘉先生，他的长篇小说《等他》对大巴山风景、风俗、风情的描绘，都无人能出其右。最近他又在《大家》等全国有影响的刊物，发表了不少中篇小说。又比如龙懋勤先生前几天打电话给我，告诉我《当代》留用了一篇他的中篇小说。在年轻一代还有许多同志，他们都有资格获得这个称号。我希望市委、市政府今后能多关心他们！我高兴的这是市委市政府对我的一次鼓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