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嘉，年逾五旬，四川达州人，中医，作家。他有很多特殊的身份，他也因此被称为“奇人”。在中国的作家中，大半辈子都和苦力兄弟干在一起，彻头彻尾与他们融为一体的，不知有几人？在中国的中医中，大半辈子都免费为底层百姓治病，30多年来治病成千上万，却迄今没有收过一分钱诊费的，不知有几人？在中国的歌手中，大半辈子都免费为底层百姓演唱，迄今没收过一分钱演出费的，不知又有几人？也许，以现在的眼光，我们难以真正解读周嘉。但这种安贫乐道、淡泊明志的人物，三千年来在中国文明史中一脉相承。在当今这样的功利社会，在追逐中迷失自己的我们，他无疑是当头棒吼！
　　
　　1、郎中周嘉
　　
七月流火。川东北达州市就象一个被大山围着的火炉，闷热而又干燥。
　　
但周嘉却不感到燥热，反而有几分惬意。“好舒服啊！蓝天白云的，凉快多了。”——此时的他正仰着脸，四肢及全身一动不动，闭目躺在州河平缓的水面上随波而动，嘴里还不停地说着话。“州河是我们达州的母亲河，躺在母亲怀抱里，心情当然平和多了。”
　　
周嘉似乎兴致很好，将身体在水面上舒展开来，叫着我的“雅号”说：“伟哥，我给你表演一个绝技——‘四柱擎天’。”随后，他将四肢同时向上举起，仍是一动不动整个人就象陀螺似的漂浮在水面上，却安稳如山，一点都不下沉。我也想像他那样“擎天”，没想到看上去颇为简单的动作却暗藏玄机，手脚反正都不听使唤，要么只能举起双手，要么只能提起双脚，只要四肢同时上举，身体则必定下沉，还连呛了好几口水，只得摇头臣服。周嘉狡黠地笑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哪那么容易就会哟？我在这州河都游了几十年了，才练成了这些‘周氏独门绝技’。告诉你，本人还有一大绝招：‘绣球漂海’。”于是，在我好奇的眼光之下，周嘉寻了一个水流较快的地方，将自己抱成一团，四肢及全身一动不动，整个人就象一只绣球似的，随波逐流，顺流而下，一点没有下沉的迹象，看得我都呆了。
　　
有人曾给我讲过关于周嘉游泳绝招的事：有一回，州河上一只小船正顺溜而下，忽然发现水面上漂浮着一团异物。那异物静若处子，机械地随波而下。待漂近了一看，众人都发出一声惊叫：“哎哟，原来是一个‘水大棒’！”这“水大棒”乃川北俚语，指水中浮尸。船老大大着胆子用挠钩去拨拉，没想到那“浮尸”竟一下子睁开了眼睛，还冲众人扮了个鬼脸，吓得众人魂飞天外：“我的妈也，撞到活鬼了今天！”这“活鬼”不是别人，就是本文主人公周嘉先生，其时他正用自己的另一绝活“高枕无忧”——在水面上仰卧假寐——漫游州河。
　　
“嘉人，”我也叫着自己给周嘉取的雅号问，“你这功夫是咋练出来的哟？”“得会气功，掌握好平衡……”“气功你也会？”我惊讶地问。周嘉没有直接回答，只得意地眨着眼，说：“我是干啥的？医生，郎中，研究中医的，晓得嘛？”“对对，那我现在身上正长疮，正好请你给看一看。”我说。“穷生虱子富生疮的嘛，伟哥你快发富了！”他呵呵笑着。
　　
于是我们两人上了岸，周嘉将我那“发富”的地方只扫了一眼，又问了几句，点头沉吟道：“你这是湿毒，内火有点重。先开方子，吃四副就好了。”“在哪儿开呀？”“就在这里开。”
　　
周嘉就从裤包里掏出一支笔，还有一个方格稿本来。凝神片刻，一挥而就。
　　
我拿着那张写稿用的、署有“周嘉”大名的药方看了半天，问：“你平时身上都带着这些稿纸啊？”“当然，”他说，“这样好方便给人家开方子的。有时候在工地或者农民家里，哪有现成的纸笔？自己先准备妥，都成习惯了的。”
　　
周嘉曾在达州市中医学校任教，20年前就晋升为主治中医师，不过，说他是医生，倒不如说他是郎中更为准确。虽然他也在给人看病，但却没有固定的场所，象别人那样开有自己的诊所，更不属于哪家医院。说他象走乡串户看病行医的郎中也许更准确一些，事实上他的患者绝大部分也就是民间底层百姓。但他跟真正的江湖郎中相比，又有本质的不同：他从不收人一分钱。
　　
医者仁心，这话在巴山汉子周嘉身上体现得十分充分，难觅比者。
　　
1998年冬，周嘉在达州石板乡进行了两个月的义诊，疹量多达3000多例，除了常见病多发病之外，更治愈许多疑难杂症，被当地老百姓赞称为“神医”；
　　
10年前，达竹矿务局的职工万伦患上了严重的肝硬化，久治无效，病益加重，他找到周嘉后，周嘉用中医药给他治疗，两年之后完全康复，身强体壮，青春焕发；
　　
12年前，渠县鲜渡乡的打工妹熊小青患病，在广州被诊断为慢性肾炎，并发展为早期的肾功能衰竭。西医认为，此病已不能康复，只是如何使病情不再加重。而周嘉用中医为她诊治，服药半年之后，不仅完全康复，还怀孕生下一个孩子，现在小孩已经10多岁了；
　　
1997年夏，离达州600多里的大巴山深处的万源市钟停乡的侯俊患了重病：重症肝炎。此病十分凶险，死亡率极高，即使在大医院也是九死一生。周嘉专程前往大巴山深处，用中药对他进行治疗，致使奇迹出现，仅5剂中药10天时间，患者就完全康复，甚至可以陪周嘉步行30多里再一起登上高山；
　　
……
　　
三十年来，周嘉已经为数万名患者义务看病，若每人收费仅以10元计（他的一些同行的出疹费已高达1000元了），他也应该算当地的小富了。然而事实上，他不但并没有因此增加一分钱，反而还为患者赔进若干（去偏远的山区看病，车费都是自己出）。当很多人都以收入的多寡来作为成功的标准时，周嘉却在心里固执地奉行着另外一个标准，那就是自己义务看病的人数的多少。找自己看病的患者越多，他的内心越充实，也越开心。“这说明了我们祖国医学——中医的伟大和成功。”他自豪地说。
　　
作为医者，周嘉还有一件令自己开心和自豪的事。2005年，他的一本关于中医学方面的专著《大话中医》出版了，书店里很快就卖断了货。
　　
《大话中医》用散文的手法将深奥的中医理论通俗化，达到了两者之间的完美结合。《散文》杂志主编贾宝泉评论他“创造了一种文体”，“不论是在中医界还是文学界都是一个创举，都具有极大意义。”
　　
书卖得虽然不少，但周嘉的个人所得，却总是十分的稀少。于是，苦力周嘉的形象，也就浓墨重彩地登台了。
　　
　　2、苦力周嘉
　　
平头、布衣、胶鞋，扁挑、绳索、铁铲，这，就是苦力周嘉的形象。
　　
这形象出现在热闹的火车站广场，便有人高声冲他喊：“棒棒，过来！”扛着扁挑绳索的他赶紧一路小跑奔了过去，生怕晚了一步被别的“棒棒”（川北和重庆一带人们对用简单的木棒和绳索替人搬运物品的劳动者的称呼）抢了先，脸上还是一种地道的农民式憨厚表情：“送到哪儿，老板？”“塔沱。”“给多少？”“8元。去不去？”“去……嘛。”这个周棒棒跟别的棒棒不同的地方是，他通常不跟顾客讨价还价，“老板”说多少，他就收多少。
　　
这形象出现在偏远的大巴山深处的煤窑，就跟其他挖煤工“煤黑子”一样，通体漆黑，一丝不挂，推着矿车在狭仄阴暗的矿洞里爬进爬出。没有人知道他来自哪里，也没有人打听他是什么身份。他跟其他“煤黑子”们一样下体力，一样大碗喝酒大碗吃肉，一样说笑话摆荤段子。不同凡响的是，他还可以给“煤黑子”和他们的家属看病开药方，给大家伙儿唱歌……煤哥子们见他这么讲义气，身体又那么强壮，还会武术，就暗中猜他是从监狱里逃出来的。一个月过去了，人们跟他依依不舍挥手而别，大声说：“老大哟，你啥子时候再回来啊，我们想你哟！”
　　
这形象出现在州河上游，摇身一变就成为“伏尔加河上的纤夫”。且看他，古铜色的皮肤包裹着健壮的肌肉，赤裸的脚板跟坚硬的砂石摩擦出滚烫的热吻，粗糙的纤绳在肩头留下一道道不甘虚度、撼人至深的印痕……这样的场面被他演绎成了激情荡漾的“州河船工号子”之类的文字，出现在北京、上海等地的报刊上。州河，这条大巴山里的一条不为人知的江河也沾了他的光，“经过周嘉绿色的稿笺，终于浩浩荡荡地流向五湖四海。”（《文学报》文艺部主任朱金晨语）
　　
不能用一般性的所谓“深入生活”、“体验下层”这样的标签来界定周嘉当苦力的行为，那样多少有一点居高临下的、作秀的成分。因为事实上，按周嘉自己的话说，“本来就是一个底层人物，天性爱跟底层劳动者打交道”，这样的行为方式也的确能给他带来许多写作的素材和灵感，尤其是对生活和社会深度的思考，于是，“种种机缘的综合之下，我当苦力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他说，“有时候，它甚至就是我的事业。”
　　
把苦力作为事业，在周嘉的身上并非虚语，他也为此付出了很多，甚至差点成了残疾。是1996年的夏天，赤脚纤夫周嘉在州河上游拉纤时，左脚最大的一根脚筋被锋利的玻璃片切断。此筋名“跟腱”，古时的酷刑之一就是割断此筋使人残废，著名的侠盗“燕子李三”就曾惨遭此刑。幸得上天眷顾，周嘉在全麻手术卧床半年之后，竟得全身，继续健步如飞。
　　
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具备这样的情怀。有一次在大街上，身着“棒棒”行头的他亲热地去拍一个熟人的肩头，结果遭遇了那位“体面人士”的白眼，口中连称“影响不好”，就象躲瘟疫似的直往后退并迅速转身离他而去。他也明白了，虽然某些人士口中可以唱唱高调，笔下也可以写写打工题材，但他们的内心深处，却依然保留着他们固有的、居高临下的距离和矜持。
　　
周嘉不为所动，依然我行我素。
　　
　　3、歌者周嘉
　　
“蓝蓝的天上白云飘，白云下面马儿跑……”
　　
电脑主机上光标闪烁，光盘里，一个男声正激情饱满、不知疲倦地演唱着。《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在那遥远的地方》、《苏二姐》、《三套车》、《流浪者》、《花儿为什么这样红》、《红灯记》……一首首优美的歌曲就象春天里山间的小溪一样汩汩而出，那小溪上还漂浮着朵朵花瓣：歌者时而慷慨豪迈，时而缱绻缠绵，时而雄性十足，时而阴柔温婉变成了地道的女声，有板有眼地跟男声对唱（当然，这男女声都是同一个人）。这歌者不是别人，正是周嘉。
　　
“这个碟子是我自费录制的，录了一千多张，全部送给了民工兄弟们。”周嘉自豪地说，“他们都喜欢我的歌！知道吗？我能唱千多首歌呢。”
　　
要不是亲耳所听，真让人不敢相信，光盘里的这些字正腔圆、声情并茂的歌是发自周嘉这个年逾五旬、看上去就跟一个民工的形象几无差异的巴山汉子之口。音乐对他可谓过耳不忘，尤其是各民族、各地方的民歌。由他改词并演唱的《嘉陵江号子》还曾获得达州市“巴山优秀歌手奖”。他将此歌的录音带寄给北京的音乐大师王昆，即得这位德高望重的音乐前辈的认可，连续三年他都收到王昆老师回赠的节日贺卡和照片，包括珍贵的“人民艺术家王昆”纪念邮票的首日封。
　　
周嘉爱唱歌，尤其爱唱给那些买不起音乐会门票、但对艺术同样热爱的底层劳动者。于是，在工区，在田坝，在江边，在车站货场，甚至在监狱，到处都能听到他那激情四溢的歌声。自然，这样的演唱是没有一分钱的门票的，但周嘉照样觉得自己收获颇丰，那就是听者如潮水般的、发自肺腑的掌声。
　　
有一年的冬天，周嘉带着一队人马冒着严寒，到大巴山深处某监狱，组织了一台纯自发纯民间的文艺节目表演。演出结束后，全体囚犯要求为“周大哥”送行。于是，林涛若歌，山风如诉，山道边层层加岗，囚犯们夹道欢送，蜿蜒的山道两旁一串串光头和一阵阵掌声，成为那个冬天大巴山里最火热的记忆。
　　
除了唱，周嘉还写，写跟音乐有关的杂谈。当年的流行歌曲《小芳》火爆一时，他却深为那个“长得好看又善良的”农村女子小芳鸣不平，在《音乐周报》上发表了《小芳，你太亏了》一文，引发了一场有关道德的讨论。
　　
歌者周嘉在为别人演唱，没想到的是，也有别人在为他演唱。那是多年以前，距他家六百里以外的大巴山腹地的万源县井溪乡一个叫“天平上”的村民，为他慷慨帮助本村贫困学生邓有周的善举所感，自发编词，用当地传统的山歌调子为曲，由一群村妇和唱，到乡上借了一台录音机录成磁带，再派专人专程赶到达州，恭恭敬敬地送到周嘉的手中。
　　
“周老师（那个）对你好得很咯，关心你的（那个）学习还给了现金咯……”
　　
土得掉渣的唱腔，土得掉渣的语言，但其中所包含的满腔真情，令周嘉潸然泪下。
　　
也许，这就是作为歌者的周嘉迄今最大的收获了。
　　
　　4、作家周嘉
　　
“5.12”汶川大地震后不久，居住在偏远的四川达州市的周嘉收到了一封特殊的问候信：
　　
周嘉先生：您好！
　　
四川地震后按我保留的电话给您打电话却打不通，我有一朋友是达州人，他告诉我达州没事。我估计您此时一定又下到灾区去了，先写几句，一是问候，而是祝福！
　　
恭祝安好
　　
蒋子龙
　　
周嘉的电子邮箱里还保留着这样的电子邮件：
　　
亲爱的周嘉：
　　
我在飞机上看了《等他》的一半，有时真的流眼泪……以后要把书介绍给一家台湾的出版社。
　　
马悦然
　　
蒋子龙是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著名作家；马悦然（GoeranMalmqvist）是瑞典皇家科学院院士，著名汉学家，“诺贝尔文学奖”18个评委之一。这样两个国内国际的“大腕”或问候或力挺周嘉，足可见其人的某种分量了。
　　
周嘉，四川省作家协会会员，达州市作家协会理事。其作品以散文为主（当年寄出散文处女作就被国内最权威的《散文》杂志刊在头条），迄今已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以及《散文》、《九州诗文》、《散文百家》、《青年文学》、《芙蓉》、《大家》等报刊发表各类文学作品逾百万字，近年推出的长篇小说《等他》、中医专著《大话中医》也颇具影响。
　　
跟蒋子龙的交往是四川作协在南江县举办的一次笔会上，国内一些著名的大家，包括蒋子龙、舒婷（这位著名的女诗人后来还专为周嘉写了一篇《说说巴山奇人》的文章发表）等都参加了，周嘉也在其中。当很多人都特别“珍惜”跟大家交谈、合影的机会，惟独一身布衣且几天不换（因只有那么一件）、独来独往的周嘉却从不去凑热闹，最后反而是蒋子龙主动相邀，两人才在笔会快结束的时候进行了一番畅谈。“其实主要是听歌，反而很少谈文学方面了，”周嘉说，“蒋老师不相信我能唱那么多歌，点了很多生僻的歌曲，结果不管是歌词还是旋律，我全都记得，他也就服了，呵呵。”蒋子龙回京后就有书信往来，信中称：“能结识您，是个重要收获。”“商品社会是一个容易传扬花钱与赚钱的传奇的时代，但兄创造了文人的传奇，实属难得。”“在中国作协主席团会议上，我讲了阁下的一些事情，让有些人长了见识……”
　　
严格地说，跟大洋彼岸的马悦然只能算神交，从未谋面。收到他的电子邮件时，周嘉开始也深感意外。原来马悦然先生无意中从一位中国朋友处获赠周嘉的《等他》，读了这部反映山区孩子读书难的小说后，马老很感动，“真的流眼泪”，萌生了要和作者谈谈的愿望。于是，在短短的五十天内，马老从斯德哥尔摩给达州的周嘉就发来了6封邮件，并主动从瑞典打来长途电话，一谈就是1个多小时，到后来还聊起了家常，马老的夫人陈宁祖是四川成都人，马老的川话也讲得很是地道：“……瑞典的牙祭简直比不上四川的。莫得红烧肉得，莫得回锅肉得，也莫得麻婆豆腐得，莫得啥子吃头得。”当得知《等他》有可能被拍成电影后，马老很快发来贺信，并表示要向台湾的出版社推荐。
　　
“马老把自己称为‘老同乡’，‘马老头儿’，一点都没有架子，真让人感动，”周嘉感慨道，“跟这些大家们的交往——严格地说只能算‘交谈’——也再次证明，人与人之间存在真情，地位的差别不是障碍。”
　　
在别人看来，能被蒋子龙和马悦然赏识，绝对是难得的“社会资源”，其“使用价值”万不可浪费。一位编辑就好心地劝周嘉，“要珍惜进入马悦然视野的机会”。但迄今为止，周嘉都没有对他们提出过任何功利上的要求，他们之间的交往，纯粹就是“君子之交淡如水”的现代版演绎。
　　
遗憾的是，因为观念的冲突，《等他》没有能够拍成电影。导演从市场角度考虑，要求以人物之间的爱情纠葛为主，以增加所谓的“看点”，被周嘉拒绝了。“那样的话就完全背离了小说的‘哀民’的主题，也就不是我自己的作品了。”周嘉语气坚决地说，“我宁愿它搁浅，也不愿背离自己的初衷。”
　　
周嘉如今已年过五十，但其强壮的体魄和旺盛的精力远胜年轻的小伙子。作为作家，他还要继续创作作品，永远没有停止。
　　
“我不是为钱而写，也不是为名而写，我只为心灵而写，为大众——尤其是底层百姓而写，这个初衷和原则将贯穿我的整个人生。”
　　
《等他》的扉页上就有这么一句话：“把此书献给普天下和我一样穷的穷人。”
　　
周嘉自己，也的确就是一个穷人。
　　
　　5、穷人周嘉
　　
“嘉人，我快到你家里了哈，具体位置在哪儿？”我在去周嘉家里的途中问周嘉。
　　
“在……等一下，你同路的有没有小姐，就是女同志啊？”电话里周嘉很认真地问。
　　
“有啊。”
　
“那就不要来了。”
　　
“为什么呀？”
　　
“我这家里贫寒得很，别污染了人家女同胞的眼睛……真的不要来了！”
　　
“呵呵，看来你还是很虚荣的嘛！别开玩笑了！住在哪里的？”我继续恳求。
　　
“真的不要来了！我不会告诉你了。”周嘉把电话挂了。于是，去他家里看看的愿望就此告吹。
　　
一位文友的文章这样形容周嘉的家：
　　
“这是一个作家与主治中医师的家么？在当今城市中，还能看到这样的家么？满目残败，如此破旧，竟无一件50年代后的家具。再看破家的主人，布衣裤，解放鞋，分明是个农民，谁让他至今仍买不起一件50元以上的衣服呢？……其他消费？他烟酒不沾，上下班15里路程，多半步行，为的是节约五角车费。在乡下，兜里揣个冷馒头，为的是节约一顿饭钱……”
　　
五十多岁的周嘉至今单身，跟患有眼疾的老母住在狭小的房子里。“只有一架床，让母亲用，我自己就睡在地板上，或者用板凳支撑起床垫，凑合着用。”
　　
何故这么穷啊？
　　
因为他的钱，大都用到更穷的地方去了。
　　
首先是资助学生。他的学生大都来自贫困的大巴山区，有的连饭都吃不饱。于是，他常年都有三五千元“借”在贫困生手里，说是“借”，基本上就是有借无还的。
　　
然后是帮助社会上的其他“穷人”。比如，为帮助一个被冤屈的、非亲非友的囚犯打官司，他自己掏钱多方奔走，直到人家获释出狱，连对方的茶都没有喝到一口；他自刻歌碟赠送工友，一花就是好几千元……
　　
这样的例子实在太多，举不胜举。因此在达州地方，他还有一个名号，叫“周大侠”。
　　
“我也并不想去做那么多的好事，但一旦遇到了，就克制不住地要去帮助别人，否则心里难受。”他说，“我这是聚财无方，但却散财有道啊。”
　　
财都“散”出去了，自己的日子自然困窘。
　　
那么，他觉得苦吗？
　　
“人都是为快乐而活，我也不例外，只不过这个快乐的标准不同罢了。我让别人快乐了，自己也才感觉到快乐。”他笑呵呵地说。
　　
周嘉还有一个“怪癖”：通常都不参加公费的宴请。当别人大鱼大肉安之若素时，他却悄悄跑到外面的小摊点，要一碗小面，一个人吃得很香。
　　
但如果是朋友之间有事，或是需要私人送礼掏钱的酒席，他必定到位。
　　
为了深层次体验穷人的疾苦，他什么法儿都活过，除了当过“棒棒”、建筑工地的下过苦力，干过小煤窑之外，他还当过几十次乞丐，成了衣不敝体的乞丐头儿……
　　
也许，周嘉他其实不是一个穷人，而是我们的观念穷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