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啸天：研究与创作容有分工，不独诗词而然。研究须“眼高”，首要的是多识广。一个研究者胸罗万卷，对古典诗词倒背如流，由于非常熟悉、而懂得非常深透，就做到了“眼高”，“与创作脱节”这话还真不好说。钟嵘著《诗品》而无传世之诗，夏志清著《现代中国小说史》而不做小说，你也不好说他们“与创作脱节”。反之，一个人对古典诗词基本不熟，却一味好做，较之前者，其贤与不肖何如也？孔子提倡诗教，说“小子何莫学乎诗”，却不说“小子何莫‘作’乎诗”，他是讲“述而不作”的。可见诗教，重在教人读诗、爱诗、懂诗，而不是要求人人都成为诗人。大学中文系的培养目标，从来就不是作家和诗人。古人说“诗有别才”，事关性分。列宁说：“就是打破我的脑袋，我也写不出一句诗来”，却经常诵读普希金。从接受美学角度看，读者也参与了创作，也能分享到与诗人同等的喜悦。而读诗、爱诗、懂诗的人多了，诗人自会从中诞生，甚至如雨后春笋一般诞生。
不过，话说回来，研究者染指创作，知道一些个中甘苦，即使做不到“手高”，对研究工作是大有帮助的。

     周啸天：旧诗与新诗在语言形式上有很大的不同，在诗的本质上并无二致。既是创作，就须出新。习惯、重复是诗歌的大敌，因为会导致感觉的迟钝。今人写得绝类唐诗，就不如读唐诗；今人写得绝类宋词，就不如读宋词；今人写得绝类清诗清词，就不如读清人诗词。有人认为，汉语诗歌就只能像唐诗宋词那样。我不这样想。新诗比旧诗更看重原创性，从内容到形式，任何模拟都无所遁形。其重视原创的精神和陌生化的手法，是值得旧诗作者借鉴的。五四以来许多作家都是新、旧诗的两栖人，大家都耳熟能详。当代诗人如陈永正，就有新诗专集，他主张新、旧诗各行一途。诗词写作中，借鉴新诗比较成功的例子目前并不太多，李子词中有一些对句，如“种子推翻泥土，溪流洗亮星辰”、“果实互相寻觅，石头放弃交谈”是很好的。若非有爱于新诗，何来这等语言，这等妙思。这样的句子放在新诗中，能见惯不惊。放在词中，因为陌生，转觉漂亮。李子词能别开生面，与作者眼光开放，不画地为牢大有干系。

     周啸天：五一二汶川大地震发生后，《齐鲁晚报》副刊发表了署名王兆山的两首词，其一为《江城子·废墟下的自述》。这首词引起网民愤怒，主要是因为它太矫情——灾民是那样地水深火热，救援人员那样的心急火燎，作者却写下“纵做鬼，也幸福”、“只盼坟前有屏幕，看奥运，同欢呼”等词句，真是不可思议。假若作者自家的娇儿老母埋在废墟之下生死未卜，还说得出这种矫情话吗？清人刘熙载《艺概·诗概》说：“诗可数年不作，不可一作不真。”这首词就坏在不真，坏在假。此外，还有不合律（作者不辨平仄，平仄韵胡乱混押）的问题，还有语汇生涩（“死何诉”、“党疼国爱”、“救雏犊”、“军叔”、“警姑”等等）的问题。这样的作品上报，还不是个别情况，这表明我们的报纸的编辑缺乏诗词常识和鉴别能力。

     一般的“老干体”，虽然缺乏诗味，还不至于引起愤怒。比如一位老干部在教师节填词《沁园春》，题为“园丁之歌”。一所老牌的师范学校，建校五十年换牌，改为职业中学——这是一个沧桑事件，一个多好的题材呀。加之作者熟悉这所学校——半个世纪的人事变迁，人情反复，多少消逝了的人和事，多少美好的、悲怆的记忆，作者应有诗材，应有兴会，所作应有可观。可惜，他抛开了这些内容不写，而去写一个浅显的、尽人皆知的事实——五十年来这所学校为国家培养了许多人才。尽管形式中规中矩，却沦为公共之言，这就是“老干体”，也可以称为“板报体”。只要有板报、专栏和副刊存在，它就会存在。连《中华诗词》这样的刊物，对“老干体”也不予排斥，所以还谈不到“末日来临”。

     周啸天：唐天宝年间殷璠编《河岳英灵集》，虽然不是影响最大的唐诗选本，却是最早的唐诗选本，对唐诗发展与传播起到了推动的作用。《河岳新声》秉承其“当代人选当代人”、“不辜负天下写好诗的人”的精神，选录当代三十余家诗词。入选标准有三条，一曰书写当下，二曰衔接传统，三曰诗风独到。不书写当下，不书写时事，没有开放的思想意识，题材是传统题材、思想是陈旧思想、情调是士大夫情调，“雷同则可以不有，虽欲存焉而不能”。不衔接传统，就不是诗词，就该去写新诗、新民歌、“东江月”（宛敏灏语）。没有艺术个性，你写我写一个样，则没有必传的理由。有了书写当下、衔接传统这两条，允称小好；加上诗风独到这一条，堪称大好。这样一本选本做好了，能立足十年、二十年，对当代诗词发展和传播就会产生推动作用，就是一种贡献。

     难免有高手未能入选（编者囿于所闻也），入选者却皆是高手。如广东陈永正（号沚斋）五言诗，真众作有滋味者也。先生是学者，却深知此体著不得气力学问。其五绝深得晋唐神髓；五律则浅貌深衷、寄兴深微，胜语极多；古风《暮航抵哈尔滨》，傅静庵赞为前人所无。胸次广，故平台大；人品高，故诗入神品。当下推行诗教甚力的徐晋如就是他的高足。又如成都滕伟明，人是性情中人，诗是性情中诗，所作《杨丽萍孔雀舞》一起曰：“杨丽萍，白孔雀，锦官城里忽飘落，亭亭玉立追光中，八千鸟喙顿忘啄”，好个“八千鸟喙顿忘啄”，直取“六宫粉黛无颜色”而不著痕迹。全诗兴会淋漓，精彩纷呈，剪裁利落，平仄韵互换，足见当行本色。所作诗论，亦明快如火。南京钟振振亦学者兼诗人，擅长七绝，有精品意识。他以排球喻诗，说七绝的前二句好比一传，三句好比二传到位，末句须是扣球得分。这就比元人杨载讲得还好。北京李子词是开出了新的生面的，意识是当代的、语言是鲜活的，其胜人一筹之处还在于，其流畅感与张力来自对词体的歌词性质的把握（很多人对此无所解）。《风入松》（红椒串子石头墙）便语语可歌，充满了神韵。你说它是创调吗，它正传统。你说它传统吗，它又和流行歌曲接轨、和新诗接轨，一首词复活了一个词调。倘使柳永、吴文英复生，亦当为之拊掌吧。

 
     总之，“人人握灵蛇之珠，家家抱荆山之玉”吧，入选诗词读起来都是一种享受。为了留一点悬念，更多好东西要暂时捂一捂。略举数例，吊一吊胃口吧。

    周啸天：上世纪五四运动后，有一段时间，人们认为诗词、甚至认为汉字已经走到了尽头。又有一段时间，人们认为毛泽东诗词就是传统诗词最后的辉煌。这其实是低估了汉字和诗词的生命力，也低估了后人对汉字、诗词的接受喜悦的程度和驾驭能力。至今有人拒绝当代诗词，闭目摇首不看。他当然可以不看，因为文学消费早就分众化了，他不在此众之中。不过，不看不知道，一看还真是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了。悦耳的声音是处可闻，令人心情畅美。要说当代诗词总体成就，可能为时尚早。钟振振说：“没有读遍当代诗词，就说它超越唐宋，固然是妄下结论；但要说它没有，甚至根本不可能超越唐宋，同样也是妄下结论。”从感情上我欣赏此言的豪壮，从理性上却更同意王蒙的一个看法，即将传统诗词比做一棵大树，认为唐宋以后的诗词作者都“把这棵中华民族的精神之树，语言之树放在第一位”，同时把自己的创作看作是为之添枝加叶、踵事增华。周作人说传统诗词“是已经长成了的东西”、“自己的美可以说是大抵完成了”，也是这个意思。在唐宋时代，诗词曾是最富于群众性的文艺样式，这是个天时地利问题，不可力强而致。所以，我们一方面要看到，以唐宋诗词为代表的古典诗词至今能给我们以充分的艺术享受、而且从某些方面来说还是高不可及的范本；另一方面又要看到汉语文言的强大生命力，当代诗词仍然可以有所作为、甚至大有可为，而不必气馁。虽说树干已经长成，你我还能添枝加叶，使得“老树著花无丑枝”，以足以引为自豪。实在不必把当代诗词与古典诗词对立起来，强求枝大于本。至于新诗，那是另一棵树，虽然还不那么大，但我也主张对它持敬畏态度，不好分个你强我弱。何以这样说？因为从郭沫若、艾青到北岛、余光中，新诗分明产生过震撼心灵的杰作，数量还不少。不管你承认也罢，不承认也罢，这都是一个事实。

     周啸天：诗文在中国古代是主流文学样式，甚至有很强的社会应用功能，很长一段时期，应试、交际、应酬、娱宾等等，都离不开诗。做诗是文人必备的本领。元明清时代，情况发生了一些变化，但诗文依然是正统的、高贵的文学样式。那一个文人没有自己的诗文集呢。“黑毛猪儿家家有”。五四以后，由于新文化运动和新诗的兴起，旧体诗词处于边缘化生存状态。这似乎是一件坏事，但换个角度看，坏事也能成为好事。正因为人们不必吃这碗饭，依旧从事诗词写作的人，都是好之者和乐之者，所以转多高人，转多能品。当代诗词写作与古代不同，它已无关乎个人的功名、利禄、前途、命运。这样也好，少一分功利目的，就多一分纯审美的追求。作者持自娱的心态、遵守游戏规则，杂念少一些，写作在状态一些，对结果不在意一些，随写随弃一些，多享受过程一些；或新于命意，或新于取材，或新于措语，或新于手法；写出诗来，让人怦然心动，让人一读不忘，则当代诗词的前景，亦未可限量。

 
    最近几年，年轻人写诗词的多了起来，当然是一件好事。但写的人多，不等于水平就高。什么是诗人？我认为，凡是用全身心去感受、琢磨人生而又有几分语言天赋的人，便有诗人的资质。而诗才，是从阅读中产生的。所以，年轻人不写的时候，要多读，从经典到时尚，“观千剑而后识器”。读到什么份上，才可能写到什么份上。读到见了诗家三昧，不写则已，写必不落公共之言。真诗、好诗多了，就可以再造辉煌。

     周啸天：倡议者用心是好的，效果不一定好。用考试作为强制手段推动诗词复兴，“牛不喝水强按头”，既无必要，也不可取。依我看，诗教是一种美育，与音乐、美术教育一样，目的是使学生具备相关的修养，提高综合素质，有一双慧眼，有一对“音乐的耳”，能够欣赏文艺、完善自我、享受人生就好。而不是要人人都成为诗人、成为音乐家、成为画家。至于好之者和乐之者，则要有好的老师因材施教，给他们一个成为专才（诗人、音乐家、画家）的机会。

 
     中学语文教师当然应该懂得诗词格律常识，不懂的则应该补课，但不宜作为对中小学生的普遍要求。

    周啸天：由中华诗词研究院这样专门的机构主办这样的颁奖活动，很有意义，也比较使人放心。网络兴起以后，当代诗词写作热闹起来，作者有公司白领、有警察、有飞行员、有下岗工人等等。胡来的有，含英咀华、作为文章的也有。网络的好处是发表的门坎低，其坏处也是这个。因为信息是海量的，一方面披沙拣金往往见宝，一方面沙金混杂良莠不齐，读者如果没有鉴别的能力，专拣沙子，就会导致弱智化。在国内众多诗词刊物中，《岷峨诗稿》比较出色，就因为把关人是滕伟明及同仁，他们是认稿不认人的，沙子都被筛掉了，留下的再孬、也是可读之作。这种诗刊的传播，是有助于诗艺的提高的。我看，将纸质媒介和网络园地结合起来，是一种好办法。

 
    我读网络诗人的作品，是通过熟悉情况的友人介绍，所以看到好东西多，像嘘堂的古风、胡僧的歌行，都很好。“点将录”之作，则未免操之过急。

    周啸天：艺术和文学，不是并列关系，而是从属关系。诗词是语言艺术，也就是文学。当然，诗词和书法、国画、篆刻之类的“中国功夫”一样，有师承和无师承是不一样的。虽然一切好的作品都在告诉人怎样写，全靠自个儿摸索，难免走弯路；若得高人指点，则事半功倍。同属“中国功夫”，具体情况也不尽相同。有一些技艺，如书画、戏曲、工匠，是需要手把手教，面对面传授，需要看师傅如何操作，用师傅带徒弟的办法就比较合适。诗词却不是这样的，杨启宇说：“格律半天就可学会，语言过关起码十年。”说格律半天就可学会，可能夸张了一点，但它无需手把手教、面对面传，却需要十年面壁，则是显而易见的。语言功夫，要通过阅读来积累。黛玉教香菱学诗，让她先把王维五律、杜甫七律、李白七绝各读一百首，这需要学生自己下功夫，师傅带不了。唐人做诗、宋人填词，没听说谁人拜师是专学诗词的（专学古文则有之）。元好问说：“鸳鸯绣了从教看，莫把金针度与人”，其实，并非不肯度与人，而是无法度与人。孟子说：“梓匠轮舆能与人规矩，不能使人巧。”是一样道理。俞平伯曾经说：“清华大学嘱课诸生以作词之法，既诺而悔之。悔吾妄也。夫文心之细，细于牛毛；文事之难，难于累卵。予也何人，敢轻于一试。为诸生计，自抒怀感，斯其上也；效法前修，斯其次也；问道于盲，则策之下者耳。”好的学习方法，是多看好的作品，并将习作请教高明，老师在关键的地方改动几处，作品顿觉生色。这种点拨有那么几次，就很解决问题。否则，这学生就可以去学做别的，而不必学写诗词。因为写诗词对悟性有较高的要求，“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

    中国现代文学史（即新文学史）未纳入当代诗词，并不是、也不能否定诗词的文学属性，只是被人为地设定了研究范畴——对诗歌只接纳新诗。究其原因，乃是五四以来主流文学思潮认定——旧文学（旧诗和文言文）脱离大众，走上了末路。这个观念是否正确，全看当代诗词能否争取大众，多出好诗。若能、这个观念就会被推翻，否则会被证实。再说，唐人写诗、宋人作词，有谁想到过加入文学史呢？只因做大了，做成气候了，才成为文学史的对象，想拒绝都不行。当代诗词暂时不被文学史接纳，不等于永远不被文学史接纳。诗词作者要有耐心、有雅量。走自己的路，让后人去说吧。当然，由中华诗词研究院这样的机构规划当代诗词研究课题，推出一些选本（本本要薄，别裁要精），或像徐晋如那样在高校中文系开出选修课，都是值得欢迎的。

主要著作有：

      曾获四川省高等学校第一届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四川省第九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2000四川省优秀图书奖，2002年国家优秀教材二等奖，2004四川省五个一工程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