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与政治经济学

    书法是艺术，艺术也是商品。他有商品的基本属性：有价值、使用价值、遵循商品的基本规律即价值规律、供求规律、竞争规律、周期波动规律等。

    商品以市场为导向。市场需要什么，制造商就生产什么。所以，笔会出大众化作品，大赛出多风格作品。正如市场上丰富多彩的商品一样，新花样都有老祖宗，新产品必是替代品，皆为用所产。但，有的商品畅销不长效，如时装、报刊，而有的是长效不畅销如字帖、文学名著等。

    由于市场的驱动作用，作为商品的书法艺术，很难摆脱“创新”和附炎趋势，对此怎么看？

    其实，稍有文艺理论常识的人都知道，艺术风格的独创性和艺术品的不可重复性，是每一位真正的艺术家和每件真正的艺术品所必备的。陈陈相因、平庸、浅薄的决不是艺术。从中国书法史上看，有的艺术品虽历千古而常新，但有的刚问世不久便成了明日黄花。人们宁愿再看一遍已经看过千百遍的《兰亭序》，而不愿多看一眼新制作的劣质品。所以，评论艺术品，只有优劣之分，而没有新旧之别。所以，要避免陷入一个误区，那就是对“创新”的强调和夸大，不能认为一切新的，都是进步的，光明的，有无限前途的；也不能认为一切“旧”的，都是落后的，腐朽的，要打倒和消灭的。艺术上的盲目求新，其恶果只能是割断传统，割断历史。我们决不能抛弃传统书法。传统书法历经数千年，名家辈出，佳作如林，古典艺术珍品在人们的大脑中留下了大量的感性信息，而广大的书法鉴赏者的心理信息储备是在传统书法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二十年来，开放的大潮冲击着中国传统的文化，一些理论家常喊着要新、要变。殊不知，中国书法以汉字为载体，要新要变，谈何容易！

    有不少学书者往往爱追“时尚”。其实，趋时是俗书大量生产的重要原因。书法艺术有其实用性一面。封建社会时代，士子参加科举考试，以书法作为博取功名的手段。或投人主之所好，或仿衡文者之书，或有一二名家出，朝野上下，靡然成风，书法的艺术个性遂之于澌灭。近代作者亦竟时尚，或靡集于某位大家的门下，呼群引类，或仿效某评委的书迹，以期在大赛、大奖中胜出。这就造成了所谓的流行书风，趋时之习，自古已然。古代几次大规模的长期的趋时书风，都导致书法艺术的僵化。唐代的经生书，宋代的院体，明代的内阁诰敕体，清代的馆阁体，皆是趋时书风的恶果。趋时书风的始作俑者是唐太宗，他尊崇王羲之书，并亲自作《晋书.王羲之传》，称王书“尽善尽美”，自此王书便笼罩着整个书坛。唐玄宗喜欢丰肥，就连杨贵妃都是丰乳肥臀，导致中唐时肥俗的书法泛滥。宋太宗爱晋人字，“以一时公卿以上之所好，遂悉钟、王”。宋高宗初学黄庭坚字，天下翕然学黄字，后转学米芾，天下又学米字，最后学孙过庭，人又作孙字。明成祖称沈度为“我朝王羲之”，沈字便行引天下，成为馆阁体之祖，项穆斥之为“趋时之吏手”。清康熙帝酷爱董其昌书，乾隆临习赵子昂字，而“康雍之世，专仿香光；乾隆之代，竞讲子昂。”可见皇帝天威的影响之巨大。其实，趋势时的书手只懂得跟风，惟时尚是趋，毫无自己的艺术观点。近代书者趋时之术还有一个新的特色，就是追求所谓的“展览效应”。古代的书法多是“案头艺术”，置于桌上细细把玩，或有悬于厅堂中者，幅画不大，可供人朝夕观赏。艺术品要“耐看”，经得起长时间考验。从另一方面讲，这与当代盛行书法展览、“展览效应”有很大关系。参展者要想入展，要过两道关，第一是评委关，评委要在几秒钟内决定作品是否入选；第二是观众关，观众是否愿意在作品前多站几秒钟。为了过好这两道关，参展想尽办法去耸人心目。书写者为了求得眼前效应，目光短浅，把书法作品的“永恒”、“真善美”都抛在脑后了。这样的趋时之作安能不俗？我们说，“书法热”确实使中国书法这门艺术奇葩为更多的人所喜爱，但也使书法脱离开中国传统的高雅文化，沦为流行文化。实用性、粗鄙化、拜金主义种种，腐蚀着书法艺术。当然，我们相信中国书法事业发展的主流是要回归的，这也是中国书法史的发展规律。正如价格围绕价值波动是商品经济规律。书法的发展史表明，晋唐以后，自王羲之出，书风是在围绕“二王”波动的。

    书艺无止境，衡量书法艺术作品也没有绝对标准，但是就相对标准而言，我们衡量一件作品是否达到一定艺术水准的尺度，就要看作者能否正确领悟和把握传统的用笔、结字等法度，是否有相当的临池（帖）功底。初学书法者要取得书法用笔、结字的正确法度，必须先以楷书为临摹对象，楷书的书写速度虽然没有行草那样快，但楷书运笔踏实，可以培养功底，养成不草率、不油滑的习惯，也可以从中领悟到笔画中的丰富内涵，锻炼骨力。 

    有位书家把习书者分为四类或四种境界，即一窍不通、一点就通、触类旁通、融会贯通。这是值得深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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