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序言撰写有个惯例（或曰“潜规则”），大都得请名家或准名家来写，如果像我这样的“无名老卒”也冒充名家或准名家不知天高地厚地作起序来，不但对作品不能做出居高临下的介绍和评论，还难免要蒙好为人师之羞，招佛头着粪之耻。

    二是作序也是“做文章”，做文章讲的是激情，要的是灵感，可翻过他先生几十万言的“报告文学”后，觉得是只见“报告”，不见文学。自己尚灵感不兴，激情了无，还能写出哪门子序？

    三是他先生那没有“文学”的“报告”，把那些局长、厂长、校长个个“报告”得比孔繁森还孔繁森，把那些董事长、总经理人人“报告”得比红顶商人还红顶商人。读那些“报告文学”，如同读某些献给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悼词，要多“高大全”就有多“高大全”。实话实说，对“报告”中的主人公好话说绝了反而让人心里很不托底。笔者所在的地方就曾出过这样的尴尬事：一部挂“文学”羊头，专卖吹“狗肉”的短篇“报告”集刚刚印制完毕，书中好几位主人公就被锒铛一声关进了“局子”。一边是作家对某人歌功颂德，一边是法官对某人公开宣判，弄得“观众”不知是在看正剧还是在看闹剧。如果我把这些真实想法写进序言，肯定有悖求序者要我“上天言好事”的初衷；如果昧着良心编上一段溢美之词呢，日后从作品的主人公中真要钻出一串贪官或奸商，我这作序者岂不得跟着颜面扫尽？

    有人见我用“冷屁股”去挡求序者的“热脸蛋”，过意不去，替求序者说情：搞文学是一件苦差——人家写出几十万字容易么？求你作序，说明求序者是在把你当个“菩萨”敬，你连这样的面子都不给，有失宽厚待人的美德嘛。可在下这个“犟拐拐”不为所动，仍然没敢作序。

    搞文学确实是一件苦差事。迷恋上了，它让人夜不能寐，食不甘味，不但为伊消得人憔悴，还不惜为伊倾情误终身！搞文学是苦差事，但那是指“搞文学”而言的，搞那种没有“文学”的“报告”苦么？依我看是不但不苦，而且还“甜”——如果把贪官“报告”成清官，把奸商“报告”成良商，把“坏人”报告成圣人，把魔鬼“报告”成天使，不但天天有美酒佳肴滋润肠胃，还会有不菲的润笔费源源不断流进钱袋，何苦之有？

    但麻烦也就麻烦在这里——没有文学的“报告”读者不买账。这里不怕暴露一点秘密得罪某些作者：在下就收到过不少本别人赠送的此类“大作”，可我是从来都懒得翻翻的。出版一部作品，且别说“文以载道”，也别说“留芳百世”，更别说摘取什么诺贝尔文学奖，总多多少少得有几个读者吧？如果劳精费神写出的作品，除了博得“被报告者”的廉价一笑，成为那些人捞取政治资本的“道具”，没有人愿看，连免费赠送别人都觉得是个累赘，作品问世之时就是变成纸桨之日，那文学搞得还有什么劲？当然，作家也是人，也要吃喝拉撒，离了钱什么事儿都玩不转。但如果单单是为了挣几文“雪花银”糊嘴巴，我看犯不着用“脑力”，只需用“劳力”去擦皮鞋、扛麻包、捡破烂，比码字儿还要来得快。

    文学泰斗巴尔扎克有一句名言：“拿破仑用剑征服世界，我要用笔征服世界。”这话何等“霸道”，何等给搞文学的人长脸，让人一听就不由得紧紧攥起拳头。但我敢断定，天天写那种与文学大相径庭的“报告”，哪怕写秃几百支笔，敲烂几十台电脑，写出等身的“著作”去送给这个赠给那个，也是起不到什么“征服”作用的。别说征服不了世界，连身边的几个“文学信徒”都征服不了。文学是容不得掺杂使假的，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种“钱学”得“铜臭”。

    无疑，现在是最注重“包装”的时代，找名人作序啦、题字啦，对作品搞搞宣传无可厚非。但在读者的眼里，比“包装”更重要的永远是作品的内在质量。一件摆不上台面的作品，请再有名的人作序，由再有名的人题字，都只能给作品表面添彩，不能给作品内在增光。打一个或许粗俗得让人掩鼻的比喻，将一堆狗屎用金铂包装起来，表面看起来闪闪发光，可里面还是臭烘烘的狗屎，怎么包装还是无效劳动。

    可看着那一串串“名家”榜单，我突然疑窦顿生。

    疑窦之一：这个“名家”榜单是不是真挂了一而漏了万？从头至尾将榜单看过，发现榜单中虽然有巴金、曹禺、钱钟书等等泰斗级的人物，但许多应该进入“名家”的名字却漏掉了。远的不说，就说四川和我所居住的达州市。四川列入了流沙河、阿来、裘山山、孙幼军等，却没有列入马识途、魏明伦等。如今的四川，离开了马识途、魏明伦等谁还敢妄称文化界的“名家”？达州列入了刘秀品和杨瀚端，却没有列入梁上泉、谭力、田雁宁、张建华等许多至今仍在中国文坛闪闪发光的人物。与上述真正的名家相比，我算哪门子“名家”？好比我只能勉强举重20公斤，却忝列举重健将之列，与曾国强、占旭刚、陈艳青等奥运举重冠军“齐名”，唉呀呀呀，岂不羞煞老夫也！

    疑窦之二：是2006年的“名家”榜单么？肯定不是。因为那一长串名单中，有2006年还活着的，也有2006年以前就作古了的。比如林语堂先生，他生于1895年，逝于1976年，没听说他先生在2006年有什么遗作问世啊。还有那个辜鸿铭，生于1856年，逝世于1928年，他先生生前就“反对新文化”，更不可能有什么遗著于2006年出版啊。我不是说不可以将林语堂、辜鸿铭等故去的“名家”列入“名家榜”，只是说，堂堂华夏，名家辈出，只列入这样几位逝者，冷落了已故的绝大多数名家，那些已故名家会不会在另一个世界骂娘？

    疑窦之三：这“名家”是哪个机构评定的？是中国作家协会？是中国文联？都不是。我敢断言，如果是以上任何一家评选所谓的“名家”，都不会如此稀里糊涂。认真看了半天，原来它是来自于一个网站，主评者是一个叫什么“紫檀木难”的隐身人。这样的“名家”评定，萝卜青菜各有所爱，代表的也许只能是“紫檀木难”个人，不可能代表广大看客。或许正是因为如此，所以在那一长串“名家”中，竟还有忆水若寒、挪威森林、深海里的鱼、采月光的苇、新鲜旧情人等不少怪怪的“名家”。

    现在开展的好多名人评选都是要收费的，只要舍得出钱，别说弄个“中国名人”的帽儿戴，就是弄顶“世界名人”的帽子都不难，连我这样的远未入流的半吊子文人都远不止一次收到“祝贺您被选入世界华人名人大辞典”之类的贺信，并接到将出席在某某地举行的首发式之类的盛情邀请呢（当然要付若干银两），而“紫檀木难”所搞的这次名人评选，似乎没有收费（至少我没有收到缴费的通知），其“纸糊的高帽”是免费赠送的，这比那些通过“送高帽”敛钱的行为多少要高明点儿。

    走笔至此，又联想到一件近事。日前，笔者所居城市搞了一次所谓当地“百年十大杰出诗人评选”。那恐怕是几位情趣相投的年轻诗歌爱好者完全根据自己的喜恶，自己搭舞台自己当导演当裁判，评选出了所谓“百年十大杰出诗人”吧。由于完全是一种“自娱自乐”，荣获桂冠的，全都是清一色的“嫩笋子”，找不出一个在当地真正已“享誉百年”的诗人。我不否认在将来的某一天，他们中的某个别人能成长为杰出的诗人，但现时而今眼目下，他们离真正的诗人尚相差很远，更别胡吹什么“十大”啦、“杰出”啦，甚至“百年”啦。所以评选结果一公布，当地不少文化人都气鼓卵账。本来就巴掌大的一块地盘，有没有十来个真正算得上诗人的人都要打一个比拳头还大得多的问号，却要跻身“十大”诗人行列，而且将时间上溯整整百年。笑话呀！照我看，这种自吹自擂的评选活动，还是等自己“百年之后”再搞吧。任何人想成“家”都不是什么坏事，但不能“老鼠爬秤钩”——自称啊。自己抓着自己的头发是不能将自己抬上太空的。那类黄钟毁弃、瓦釜雷鸣的评选，就不怕别人笑掉大牙？

　　这里冒昧引述一段云南京剧院老院长关肃霜的轶事。一次，她率团到上海演出，节目单的初稿在她的名字前印有“表演艺术家”五字，她坚持要把那五个字拿掉，说：我只是一个京剧演员，还够不上“艺术家”。她不够“表演艺术家”么？不，就她当时在京剧界的名气，连“著名”“最著名”“黎园泰斗”也当之无愧嘛。可她连“表演艺术家”的“头衔”都不愿戴。她不称“表演艺术家”，观众照样追捧她的“艺术表演”，票房价值高得出奇。

    现在谁都想出名，谁都想当“家”，所以“选家”的活动此起彼伏，高帽满天飞，弄得“家”越来越贬值，越来越没人买账了。在此禁不住要提醒某些想“当家”的朋友：当上了“家”，吃干饭一碗；没当上“家”，吃一碗干饭。不要太当真，更不要因没晋“家”而动火伤肝。岁月将证明：谁是不是“家”，谁“著”不“著名”，自己说了不算，几个人关着门说了也不算，广大观众（读者）说了才算。 （原载《文学自由谈》2008年第1期）

　　
    列位看官是否注意到，当代中国文坛出现了同为正厅级的著名作家、诗人“三李”。

    “第一李”李太银。他先生除了遂宁市市长、四川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局长、第八届全国人大代表几个闪光的头衔外，还有另一个著名头衔：“市长作家”。他出版过近百万字的长篇反腐小说《碑魂》和《梦魇》，并在小说中“发明”了一个“廉政公式”：10—1等于零。他曾在一篇文章中不无自豪地写道：“三十年克己为政，四十年余力笔耕，做五品官，写十本书。”结果，他连自己的腐都反不了，终因滥用职权罪，被人民法院终审判处有期徒刑五年。

    “第二李”李大伦。官至湖南省郴州市委书记。他先生头戴书记作家两顶帽子，其诗词散文集《岁月如诗》出版后，连一向自诩清高的余秋雨都曾跑去与“李大人”品茗说文，肉麻吹捧：“李书记有着特殊的文学身份，也有记录社会的独特优势和独特生活。所以在写作的时候不应该回避自己的工作。邱吉尔获诺贝尔文学奖，依靠的是真实生活和工作的细节记录。王安石、苏东坡、柳宗元、韩愈等人都不例外。”正当李大伦邀请的全国散文期刊主编和散文作家到郴州采风，他正兴致勃勃朗诵自己的诗作《感受郴州》时，突然接到省纪委的电话，从此倒台。也正因为他的落马，导致郴州官场发生政治地震，宣传部长樊甲生、纪委书记曾锦春、三玩副市长雷渊利等158名党政官员和商界人士跟着“倒霉”。

    “第三李”李凤臣。他先生当过山东省济南市齐河县委书记、山东省政协研究室主任，一级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诗歌学会会员，诗作曾在全国一流的文学刊物上不断刊出，还出版了《心音集》《风之歌》《大河缘》《天命集》《大地情怀》《生命驿站》《呓语陈言》《枫林晚唱》《心底的烛光》《绿色的呼唤》等十多本书，并出版了一套八卷本《凤臣诗文选集》。在2005年5月到2006年8月一年多时间内出版了七本书——有消息说他“一年”出了七本诗集，这不准确。应该是15个月出七本，将近两月一本，也算是倚马可待了。就在那个首发式刚开过一年，这位一级作家就“遭起了”。

    虽然当代文坛“三李”都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又同样被中国作家协会取消了会籍，但这种“文学现象”——肯定可以称之为现象的，却很值得研究。

    不是说当了官就不能搞文学，不能当诗人做作家，完全可以的。历史上好多的诗人不都既是官又是诗人么？李白是官，杜甫也是官，虽说杜拾遗只是个从八品那样的小官，总是沾了官字，苏洵、苏轼、苏辙更是官，一家两代人都是文化大家，也都是大官。连乾隆爷都既要当皇帝还要当诗人，一生中写了41863首诗呢。查查《古文观止》《历代诗文选》中的作者，基本上都是官，许多还都是比正厅级高得多的官，真正的农民作家、工匠作家能找出几个？问题不在于官员可不可以当作家，在于他们的作家帽子够不够斤两。凭刘邦的《大风歌》、曹操的《龟虽寿》，曹植的《七步诗》，请他们加入中国作协，资格都满够！而凭“三李”的那些作品，进入中国作协，戴“国家级作家”的“帽子”，实在让人生疑，觉得蹊蹊跷跷。

    为了形容现在写诗的比读诗的人多，有人用嘲弄的口吻说随便往大街上丢个瓶子，就能砸中一个诗人。诗人多不是坏事，是好事。不要要求诗“言”什么“志”，也不要要求“文以载道”，就把写诗当作唱歌跳舞钓鱼之类的纯个人爱好，总比天天坐在麻将桌上用屁股磨凳子强得多。有了成果，出个集子，既可以广赠好友，还可以留做纪念，也是好事。水平达到了，交出版社出版发行，不但得名还能获利，当然求之不得；作品“卖相”不够，自己掏钱印出来，也是一件雅事。但“三李”出书，又是组织首发式、又是作品研讨会，钱是自己掏腰包么？文学在呼唤社会公平正义方面应该起向导作用。如果因为官居“正厅”，出书的钱，首发式的钱，作品研讨会的钱都让国家掏腰包，还奢谈什么公平正义？

    搞个作品首发式、开个作品研讨会也行，但要站在公允的立场上对作品进行实事求是的解读，好就说好，不怎么样就说不怎么样。不能把研讨会变成作者的“追悼会”，将对作品的评介变为“悼词”。李凤臣的《大地情怀》在北京举行首发式时，有学者称他是文坛杀出的一匹黑马。诗人雁西称赞“并形成了诗坛一景‘李凤臣诗歌模式’。”也有评论家称赞李凤臣“所传达的这种信息，这种对生命的永恒企盼，这种对灵魂深处的探究是非常值得尊敬和感人的。”《权力吟》是李凤臣的得意之作，曾多次在公开场合吟诵：“权系民心聚，姓公不姓私；本是双刃剑，伤人亦伤己。身为民之仆，必当明斯理；利为民所谋，权为民所需。”这也是诗？说是“干口号”恐怕更准确些！如果这也叫诗，把某些人的讲话材料断一下句，分一下行，岂不比《权力吟》还有诗意？作家是美的创造者，这种读了让人呕吐的毫无美感可言的“干口号”，竟还有些著名评论家鼓着腮帮子去胡吹乱捧！

    就连没上过一天学的军阀张宗昌还写诗呢，有人称他为“三不知将军”：一不知自己有多少枪，二不知自己有多少钱，三不知自己有多少姨太太。他1925年占领山东省后，想当诗人，花重金拜清末最后一课状元王寿彭为师，还推出了《效坤诗钞》（他字效坤）。其中的《俺也写个大风歌》：“大炮开兮轰他娘，威加海内兮回家乡。数英雄兮张宗昌，安得巨鲸兮吞扶桑。”让人“大开眼界”。其“《游泰山》：“远看泰山黑糊糊，上头细来下头粗。如把泰山倒过来，下头细来上头粗。”更是叫人捧腹。但坦白地说，我宁可读张宗昌的诗，也不愿读李凤臣的《权力吟》。张宗昌的诗虽说没文采，更说不上能得到什么人生启迪，但至少比读李凤臣之流的《权力吟》要“爽口”得多，能逗人一笑。歌德洋夫子有言：“只要人越来越堕落，文学也就一落千丈。”真是“诗人”无耻，吹鼓手同样无耻啊。

    文学史上，一家人一群人打成捆抱成团的作家很多。宋朝有“三苏”：苏洵、苏轼、苏辙，唐朝有“三李”，李白、李贺、李商隐。其实，在唐朝旖旎的诗坛上，不但此“三李”光焰万丈，还有“二十李”也个个闻名遐迩。李华、李观、李远、李绅、李峤、李颀、李益、李频、李端、李肇、李翱、李复言、李群玉、李嘉祐……别说拉出有诗圣美誉的李白，有“诗鬼”之称的李贺，就是拉出那位知名度看似不高，还因给叛将朱泚上诗，被唐德宗一刀儿咔哧了女诗人李冶，不都留有《薛涛李冶诗集》二卷么？

    “三苏”也好，“三李”或“二十李”也罢，他们都是靠作品立世扬名的。而李太银、李大伦、李凤臣这当代“三李”，作品就是那么个档次，人品更是下三滥，可以断言，他们不可能在文学史上留下美名，倒一定在反腐史上留下骂名。（原载《文学自由谈》2009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