胥健先生有意嘱我为其新著词集作序，我颇踌躇。达州诗人龙克特地对我说：“胥主任虽为官员，但骨子里还是个诗人。”其实，诗人做官或官员作诗古往今来多了去了，韩愈、韦应物、岑参、白居易、杜牧、苏轼，包括官至宰相、一度充任过通州（达州）司马的元稹等等，官职都不算很低的，但都丝毫没有影响他们的诗名。我所犯难的只是，毕竟我是个弄新诗的，学有别长，对传统诗词恐不得要领。碰巧作者书名中用了“浅吟”二字（此系自谦），它给了我启发，我的序文也可不“深究”，即使所言隔靴搔痒，我也可以明确标示的“浅说”二字自解之（这就不是自谦了）。

    胥健书前的诗体《自序》实际已是一篇很好的序文了，它已道尽作者习词的原委、志趣和价值取向。尤其他说：“吾闲品古调新韵，宋词却尤鉴瑰宝”，直言对宋词情有独钟。据友人讲，他还有许多诗作库存，但此集他却纯粹选词，其偏爱也可见一斑。而对于那些古典诗词的研习者，特别是专注于词的人，我就素怀别样的尊敬。

    词，是古代诗歌的一种形式，又被称为“诗余”、“倚声”、“长短句”、“填词”。我们常常一提到词就想到宋，其实它的萌发更早，最早可追溯到隋唐之际，在晚唐五代就很兴盛了，宋只是它的极盛时期。或者说，它曾一度和唐诗并行，尤得其精髓，至极盛之时甚至已站在处于中国诗歌峰巅的唐诗的肩上，因而具有唐诗“升级版”式的辉煌。词在漫长的演进中，使它的词牌名称就充满诗意，几乎每个词牌名都有一个美妙的故事或浪漫的出处，十分迷人。特别是作为充满生活质感的宋代，它较之唐时可能少了些英雄气概，但却充溢着人间况味和文人气息，艺术品都如宋瓷一样，完全是以士大夫眼光为标准的，因而使得词这种艺术也极至性地文人化、精致化和典雅化。胥主任（以前还应称胥书记）长期身陷在政务之中，却这般痴迷地醉心于词，且从“诗梦情结少小”，直至“雅趣寻觅到老”，不能不说“骨子”确是浸淫在纯正中国文化的溶液之中的。众所周知，词是可以谱曲而歌的，甚至是先有曲（牌）而后才有（填）词，它也就成了一种以“模式化”为起点的艺术，而“模式化”则为作者提供了两种可能：简单就范和天地无限。这就如同书法必先充分临摩“颜欧柳赵”、“苏黄米蔡”，熟练掌握“提按使转”，才能步入化境一样，填词也须通晓词谱，谙熟格律，至忘筌而渔，方能进入“无形”之境。正是从这些难度上讲，胥健先生能驾轻就熟地从事这一领域的创造，不能不说拥有一定的诗词素养和文字驾驭能力——也只有胸罗锦绣之人，方能编织一幅幅烂漫。

    《岁月浅吟》是作者生命历程中对外部世界和内心世界一次次的诗意驻足，也是作者在世俗约定形象下以诗性自信赢得的另一种自我生存方式。全书收词作90余首，大致有记事、即景、抒怀（含怀人）三大类。“诗言志，词表情”，从这一特征出发观察，书中也呈现出三种堪称可贵的“情型”：一是世情。作者的人生态度是入世的，对社会生活中的大事尽量不缺席，如“九三”抗洪、汶川抗震、达州天然气开发等等都有记述，此类作品虽并不很多，但已充分显示出作者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二是“风情”，或曰对各种风光景致的诗性情愫。这类作品所占的比例就很大了，作者眼前的自然风光、历史古迹、人文名胜，仿佛都于他有特别的魅力，令他一路且行且歌，且驻且吟。且他总是“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笔下的文本也相当丰饶，或者寄托着“蛮洞枕戈霜月冷，龙潭练剑藤甲热”（《满江红•龙潭怀古》）的慷慨幽思，或者呈现出“禅意未及参，先摘一叶闲”（《菩萨蛮•游玉印山》）的安适宁静，或者充满了“呼童访老，共话桑麻。品一壶茶，一杯酒，一盘虾”（《行香子•翠湖农家乐》）的生活情趣。《石林踏雪》、《元九登高》、《邓小平故居感怀》、《杨森花园揽胜》等等都是各具特色的作品。这里还顺便说一句，无疑是出于胥健先生的爱乡之忱，在大量的即景类作品中，又以抒写巴土名胜的数量为最大，达州及周边数县市都留有他的“诗痕道道”。这是他对乡梓的礼赞，也是他馈赠给那片热土的一笔财富，倘有可能，是尽可以从中择其适者谱曲而唱的，这无论对于张扬本土文化精神还是提高其知名度，都大有益处——“景入东南处处清，不因辞客不传名”嘛。我就曾听过他为渠县所作的《龙潭怀古》的大风豪唱，还真有点激荡人心呢。再说三，“人情”，亦即包括亲情、友情、爱情在内的人之常情。不知是否因作者多年身居“宦海”，少不了经些世态凉热，还是“渐老亲情尤觉贵”（《清明扫墓》），他对一切真挚的情感格外珍惜。他这类至情至性的作品，如《悼友》、《话别》、《寄同窗》、《悼恩师》等就尤有可读。他为其爱妻写的《蝶恋花•贺生日》：“此日年年花最美。好雨春风，红蕊枝头媚。白鹤翩翩来贺岁，窗前小鸟歌声脆。  今生暗庆逢贤内。似水柔情，把酒人先醉。待月赋诗终不寐，两心相映长相慰。”就叫人隐隐想起陆游或苏东坡的某一类词章。宋词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它高度的个人化乃至私秘化，此类作品承续了这一特点，拒绝了一切“公话”、“外话”和“生硬语”，因而显得诚挚真切，婉约动人；而此时的作者，也已蜕去别的其他任何属性，完全是一个真人、个人、“纯人”、“私人”和真词人了。这是尤为可贵的！

    达州历来是诗歌厚土，孕育过不少有影响的诗人，但多年来都是以新诗为盛。近些年来，和全国一样，旧体诗词又方兴未艾，使大巴山的诗坛金瓯不再残缺。胥健先生正是重要的“补瓯”者之一。他不仅作为一个诗人（词人）充满活力地存在着，同时还作为“中国•西部诗歌城”的创建者和组织者卓有成效地努力着。在胥健先生的倡导下，达州市成立了颇具实力的诗词协会，创办了达州有史以来的首家诗刊《大巴山诗刊》,开展了诸多与“元九登高”相辉映的大型诗歌活动，这些都是从精神层面造福一方并将有益于后人的。

    我们在注视胥健先生不菲的创作成绩时，还应对其创建性的躬行实践致以深深的注目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