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诗歌最缺乏的是什么？良知！骨气！

中国当代诗人面临的最为主要的问题是什么？从奴性中醒过来，学会独立思考！

我一直是这样认为的。这是一个诗歌平庸的年代，在这个没有血性的年代里，愤怒再也出不了诗人，这个时代，只有赞助出诗人，运动出诗人，口号出诗人，翻译出诗人，写三级诗出诗人，在网络上骂人出诗人，不知所云出诗人……这个时代需要的是那些守规矩的奴才诗人，他们对现实视而不见，他们沉浸在自我的意淫中，他们从外国的文化仓库里捡了不少垃圾来当作中国诗歌前进道路上的指南针，象神明一样跪拜着。我一般不读所谓中国诗评家的的大论，那中间大段的什么斯基什么格尔的引言让我头痛，当代诗论家在他们的大论中，对于那些外国人的引言，那怕是没有任何关联，也得拉几个来壮壮胆，唯独没有中国自己古代或者现代的许多大家的论言。更有甚者将一个诗歌并不高明的美国诗歌上个世纪的发展历程来在中国现在进行现炒现卖。流于表面形式和所谓的曲幽的隐秘性的写作使中国当代诗歌离观众越来越远，最后沦落为诗人们自己的自慰的工具。我一直认为诗歌在没有宗教归属和信仰的中国，如果还没有敢于直面现实与自我直实内心的勇气，如果还没有一种从内心上对文学崇高的敬畏，那么永远不会有真正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作品出现。我所读到的许强便是一个敢于直面现实与直面自我内心的诗人，他和他的打工诗便是这样对文学充满敬畏精神的作品。

我知道现在还有许多人对打工诗充满了不屑，有一位我比较喜欢的诗人还说在打工诗歌中没有一首优秀的作品。我知道在他们那些习惯于跟在外国人屁股后捡屎的人的眼里，有着中国传统意义上道义感、责任感与悲悯感的打工诗，因为没有所谓什么斯基什么格尔来撑腰，所以便不值一提了。他们对中国诗歌在他们的手中越走越窄的现实视而不见，对真正的大众喜欢什么样的诗视而不见，而坐在书房里钻进故纸堆里或者沉浸在自我意淫的情欲擦边球中。面对自己那些只能搁置于城市废纸堆里无人问津的“大作”，说着中国没有诗歌读者。我一直不相信中国没有诗歌读者，而应该是诗人们没有写出能够打动读者的诗歌来。诗人们对于中国现实的缺席，诗人们一味的跟在他们所谓的西方大师后面先锋着来噱弄人，或者与三级女星们一起跳着贴身的辣舞来迷媚人。他们缺少对诗歌从精神上的敬畏，从内心上的认同。我一直不相信诗歌会如同某个著名的评论说的那样是一件消费品。虽然作家和诗人在现实社会中不再有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那样引人注目，令人尊敬，但是文学永远是一件神圣的事业，诗歌永远是令人崇高的代名词。

面对在本世纪初一首诗歌发表以后收到上千封读者的信，我们难道敢说中国没有人读诗吗？我记得许强的诗发表以后，几乎每一首诗都收到上几百封普通读者的来信，说他的诗歌感动了他们。而另一个打工诗人徐非的一首《一个打工妹的征婚启事》发表以后，收到三千封读者的来信，面对这样的现实难道还说中国没有人读诗吗？而我们诗人为什么不自我寻问一下究竟是大众远离了诗歌还是诗歌远了大众？大众远离的究竟又是哪样的诗歌？当诗人面对自己的诗作无人过问之时，只是一味的说什么中国的诗歌教育落后或者这样那样的不成原因的原因，而不低头看一看自己的作品，寻问自己读者有没有必要读你的作品。对于那些捡洋屎的诗来说没有读者那是必然的，对于对现实漠不关心的诗没有读者那是必然，对于那些意淫的下半身没有读者也是必然的。读者远离的是那些缺乏对现实的人文关怀的诗作，读者远离是那样在虚拟的云里雾里哼来叫去噱弄人的诗作，读者远离的是那些媚俗下流的诗作。

还是回到许强诗歌本身来说吧。许强的诗歌是沉重的、坚韧的、悲悯的，他的诗句充满了一种诘问式的人文关怀，他的诘问来源于他目睹的现实和他自身所处于的环境，他在南中国的大地不停的奔波，在下层的游离不定的打工生活中行走，在黑暗的南中国火炉里烘烤。面对现实他写着“为什么我们多少被机器吃掉四肢的兄弟姐妹/他们的喉咙发出的声音喊不回脸朝背面的公道/为什么劳动法只是举着利剑的雕塑/”读到这样的句子我便一阵感动。这样血淋淋的现实在南方太多了，所谓的珠三角的繁荣昌盛的背后是每年几千上万只手断在这里，是几百条命送在这里建起来的。我有一个朋友在一家五金厂做过六年，他说那个厂做了六年，断掉了三四百根指头，想一想在珠三角有多少这样的五金厂。当另一个打工诗人张守刚到我这里来时，当他伸出自己的左手时我呆住了，整整四根手指不见了，左手只剩下一个肉团了，如果是在国有企业，四根手指断了以后有种种照顾，至少不会再面对失业之类的事情，但是在黑暗的南方，他还是不得不回到自己重庆老家。农活是不能做的，失业在家，前几天我和他打电话，问他在家里找到工作没有，答案是没有，但我除了安慰之外还能说什么呢，倒是他还很高兴的告诉我又写几十首诗，唉……在珠三角这个地方，这样的人这样的事每天又有多少啊！打工者的遭遇往往走途无路，找所谓的劳动局或者别的部门，那些只不过是一种“只举利剑的雕塑”，那只不过是宣传用的形象工程。“几千万人悄悄流逝的青春冲击成了  珠江三角洲/灯火辉煌的现代文明/为什么南方常常暴雨  那是我们内心有越积/越多的乌云”面对着现实，这样的诗句能不打动我们吗？我记得打工作家周崇贤说过这样一句话，没有劳动法时，我们要看老板的脸色，有了《劳动法》后，却又得看另外一些人的脸色。现实而恰恰又如许强诗句的那样“而揣着《劳动法》的早揣了红包  躲进酒店/泡桑那去了/”那部神圣的法律早就让桑那女的三角裤衩裹住了。许强一直企图创造一个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的“道”的诗歌，他在他的诗歌中一直追求着打工这一个弱式群体在精神意义上的平等，在享受国家法律意义上的平等。但是在南中国现实中，仍然是人治代替法制，或者法律仍只是少部分人处罚弱式群体的依据，而不是打工者要求得到他们应得的权利的保护神，比如说双休日、每月加班不超过36个小时之类那些是与打工者无缘的。最为明显的在有关打工人要求法律行使其权力来获得其合法的利益时，法律往往是不见踪影。前几年打工人讨不到工资，还有人通过跳楼自杀来引起有关新闻媒体的关注从而让某一些领导通过拍桌来解决了一些。但是这种弱式群体在这个世界仅仅只剩下用生命作为寻找这个世界的公平与自己合法权益的方式，也让一些有“社会责任心”的人唤作作秀，或者让某些行使法律的人以违反某种条例来对其进行处罚。这种只能用生命作为寻找公平与正义的“自由”都让人剥夺了，我不知道打工人还有什么方式来抵抗南方的黑暗。我一直在假设 ，如果孙志刚事件没有那么多的领导大拍桌子，其结果又会不会如现在一样，当我们国家废除收容制度以后，所有媒体一下子报道了那么多令人不敢想象有关收容所违法乱纪的事情，在收容没有废除之前，又有哪一家媒体报道过类似的事。谁都知道，在现在除了收容以后还多少个象收容类似的东西，比如农民的负担……我一直以为，如果一个国家存在太多的青天意识，如果太多的问题只能依靠领导们拍桌子去解决，那么只说明其国家的法律已经十分脆弱了，其法律根本只是一种摆设一种雕塑。如一个国家法律的执行只能依靠领导们拍桌子来执行，那么从另一方面来说明这种违法现象已成一种普遍现象了。当这种违法现象成为一种普遍现象，那么领导们拍桌子也会无济于事的，我在阅读《南方都市报》12月25 日A14版便得到印证，一启很普通的讨薪事件，就是连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亲自批示和广东省长黄华华关注后，讨薪仍未有结果。当我读到熊德明当选为央视年度经济人物时，我不知道自己该兴奋还是该悲哀，就象我当时读到熊德明的丈夫要不到工资只能向国家总理诉说时有着同样的感情，如果连一个这样细小的问题都需要一个国家总理亲自过问才能解决，那么就算国家有三百个象温总理这样勤政的人也会累死，我只是想询问制度哪里去了，那些行使责任的人到哪里去了，他们又干什么去了。在这个势利的社会里一首诗歌早已不能承载什么，也不能改变什么，它只是一个写作者作为一个传统文人良心、道义、责任的见证。而许强的诗歌刚正是这种良心与良知的见证。他的诗歌象纪录片一样见证了这个打工时代，记下当下所发生的事情。读他的诗让我想起了白居易的那一首《卖炭翁》，杜甫的三吏三别。他继承了正是那一种中国当下诗歌最为缺乏的中国传统知识分子那种忧乐情怀，一个没有宗教信仰国度仅仅剩下的忧患意识与社会的怜悯感。

当我再一次读到许强的《打工时代》，我居然流泪了。我只是想说，在南方黑暗而寒冷的打工生活中，他的诗句让我想起自己种种与其相似的遭遇来，“走在坚硬的粤语中我们四处碰壁头破血流/我们被冻僵的表情只有靠依偎乡音取暖”“我突然感到那白花花的米粒，多象/母亲的泪水/是什么卡住了我/隐藏在我的喉咙间/鱼刺一样/使我无法驱赶”我所知道许强在深圳流浪的那一种日子，“三十元月租栖居的木楼板上/出租房。煤油炉。干枯的寻工的步伐/”我太熟悉这样的生活了。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知青们诉说他们的下乡时的苦难产生了知青文学。我可以说，现在的打工生活比起知青的生活来说，所承受的苦难更多更深，知青们下乡是有组织的，有回城的希望，而且有那时候国家的种种政策带来的未来，他们有共同的精神，在生活也有贫下中农们的关怀，他没有遭受到岐视，更没有所谓的暂住证，盲流，收容，遣送之类。我记得有一个朋友同我说过他的遭遇，在深圳因为没有找到工作，又没钱办暂住证，让治安队员逮住了，送到一个地方做了三个月的苦活。未了一张通知到四川老家那个乡政府，乡政府在乡广播站大喊道：“XXX在哪里犯事，要多少钱去赎人”搞得那个朋友至今回家心里还有着一个结。我不知道这样的事情在这里还有多少在发生着，读着许强的《在深圳流浪的日子》，我不由得想起自己来，面对半夜的治安队的砸门，查暂住证，我真不知道该说什么。我只能说幸运我是一个女孩，没有送到那个让许强那一代打工人心酸的那个叫樟木头的地方。虽然让人罚过三次款了，但是我仍没有办理暂住证，哪怕现在的暂住证很便宜，我不会办，也不打算去办，因为心里总是有那么一点点不快，我一直相信我是在自己国家的土地上，我是一个长住者，八十多年前那个从湖南到北京去的年青人我想没办过暂住证吧，下乡的知青们也没有办过暂住证，我也不会了。前几天打电话给许强说到又到年底了，又该办暂住证了，他说他没有办过，看来我们是同道了。

自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诗歌已经沦落为一种作秀的行为艺术了，诗人不再是依靠作品的本身的力量来感动读者，而依靠口号或者江湖打斗来吸引读者，谁有本领来反对现存的东西，谁就成为先锋与领袖，诗人们忙着提出前所未有的惊世骇俗的口号来走上那个不喜欢却又争着的诗歌坛子。诗歌作品本身在现在越来越不重要了，重要的倒是一些诗歌概念，所以有人说现在中国连二流的诗人都没有了。虽然在某一种程度上来说，许强的诗作在艺术经构上有待打磨与成熟，但是他的诗作所表现的那一种对诗歌的神圣的敬畏让我感动着。诗歌永远是神圣的，我对诗歌永远保持内心上的敬畏，同样我对象许强这样将诗歌当作神圣的事业的人保持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