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磨尖掐尖》，揭秘了高考状元的制造内幕，堪称“中国第一部高考小说”。
一部《饥饿百年》，以一位农民的一生为缩影，书写了中国百年饥饿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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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四川巴金文学院专业作家，作品多次被转载，获人民文学奖、小说选刊奖、小说月报百花奖。他就是罗伟章。曾有人说，罗伟章是近年活跃于文坛的同辈当中，分量最重、最突出、最值得关注的作家之一。
采访罗伟章之前，记者在网上搜索到了这样的文字：
罗伟章老家在宣汉一个贫穷的小山村，那里土黄天青，出石头和荒草，不大出庄稼，更不生钱。在他很小的时候，发生过一场天灾，庄稼最需要雨水的时节，却是73天滴雨不下，害得方圆数百里颗粒无收。这段饥饿的日子，在罗伟章的生命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他说：“许多人都在赞美蓝天，但我看到蓝天，就会想起那段日子，就有饥饿的感觉，分明刚刚吃饱了饭，这时候又饿了，厉害的时候还饿得肚子痛。”
对他打击最大的还是母亲过早地去世。罗伟章回忆说：我母亲得病的起因仅仅是感冒，她不愿意花一分钱弄药，还像男人那样挣工分，结果病越拖越沉，终于很快就起不来了。母亲去世那年我六岁，正是往母亲怀里扑的年龄。而那时我的妹妹，只有两个月大！妹妹吃不到母亲的奶，闻不到母亲的体味儿，醒来就哭，哭累了就睡，父亲抱着她去村里寻奶吃，那些正奶孩子的妇人，乳房瘪瘪的，自己的孩子也吊不住，哪有多余。她是怎么活过来的，我至今想起来是个奇迹。
苦难的童年生活对罗伟章的小说创作起着决定性的影响，“我过着那样的童年，看到的是那样的人生，不写那些该我写的，你叫我写啥呢？现在，我的亲人和村里的绝大部分年轻男女，都到外地打工去了，他们的故事我经常听到，他们的感情我能够理解，不仅仅是理解，还感同身受，很自然地就会在一个恰当的时候将其表达出来。”
“代表底层发言，我缺乏信心”
记者：你的很多小说，诸如《我们的路》、《大嫂谣》都是描写底层生活的，你也因而有了一个特别醒目的身份：底层作家。对于这种称谓，你认同吗？
罗：任何一种称谓我都不会认同。发放称谓是评论家们的事。他们是为了阐释的需要，而作家要干的，只是诚实地书写自己对生活的观察、体悟和思索。这种关乎灵魂的事业，最忌讳边界。
记者：但是“称谓”本身，恰恰就设置了边界。
罗：对，我在接受北京一家媒体采访时说过，我甚至不同意四川文学或者中国文学的概念，进而也不赞同四川文学如何走向中国、中国文学如何走向世界的提法，文学就是文学，文学的深广度，也就是灵魂的深广度，与生俱来地拒绝栅栏和束缚，当我们心目中有一个边界的时候，那个边界就以物质的形式存在那里，很难闯关，我们写出的东西之所以小，是因为我们的目光锁在关内；唯有边界从血肉里消失，作品才可能具有更加普泛的价值。“日日面对永恒”，这是海明威的话，这句话道出了作家的基本素养和职责；作家为每一种存在过的事物动容，懂得世间万物有着无法估量的联系，并且带着虔敬之心，去体察哪怕是最卑微生命的精神困境。我需要思考的，是这些东西，如果我只是在“称谓”里跳舞，不要说别人，我自己都会看不起自己。
但同时我要指出的是，被评论界指认的几位“底层叙事”的代表作家，都是我敬重的，我能成为他们中的一员，深感荣幸。“底层叙事”的作品，对当下的中国文学有着自己的贡献。上世代90年代至本世纪的头两三年，中国文学成为了私我的展览场，路越走越窄，正是“底层叙事”作品的出现，扩大了文学的视野，强固了文学的根系。——从这个意义出发，有评论家才指出：“底层叙事是一种先锋。”
记者：你认为作家能否代表底层发言？
罗：这问题问得很好。我历来的观点是，作家不代表谁发言，作家代表他自己。这世间有两种作家，一种，他的观察和体悟是大众化的，另一种，其观察和体悟是小众化的；不管哪一种，只要思想深刻、情感真挚、技巧高超，都是好作家。作家写出了他自己，也就是写出了和自己心灵相通的那一群人。谁要是让我代表底层发言，我没有那么大的信心，也缺乏那个雄心。
记者：什么时候开始写东西？
罗：要说写，中学时代就开始了，但那是为赋新诗强说愁的时代，真正写，是2000年底辞职以后。
记者：写作吸引你的魅力是什么？
罗：之所以爱上写作，一是有话想倾诉，二是对文字的迷恋。文字真是好东西，美得让人心动，只要你心里有，它就能帮助你表达自己；对我而言，文字贴皮贴肉又贴心贴肺。至于文学的天赋，许多人认为是玩弄辞藻的能力，其实不是，文学天赋的核心，是悲悯情怀、牺牲精神这些人类亘古不变的真情实感，以及观察世界的独特角度。我想在我的少年时代，只是比一些同龄人更敏感。
“ 辞职写作之初，日子过得挺苦”
记者：你的很多作品都在关注下岗职工、打工族等“小人物”，闪耀着对整个社会、时代的思考，现实生活中的你是个什么样的人？
罗：我是一个闲散的人，感性强于理性。
记者：印象中你做过最浪漫的事是什么？
罗：我做的最浪漫的事，就是辞去公职，专事写作。
记者：你大学毕业便在达城一家媒体供职，为什么会毅然放弃“铁饭碗”？当时支撑你的念头是什么？
罗：支撑我的惟一念头，就是想写，而且必须写。我已经按捺不住。本来，业余也可以写作，世界上许多优秀作家，都是业余写作者，但前面说过，我是一个闲散的人，我不能容忍工作占据了我的白天，紧接着又占据我的夜晚。
记者：父母赞成吗？怎样向他们交代的？
罗：辞职我不需要向父母交代，生活属于每一个个体，勇于选择，勇于担当，是每一个个体的应尽之责。我辞职很久，老家的亲人才知道，他们也就是知道而已，从不对我进行指责，我父亲关心的只是，我辞职以后能不能吃上饭。
记者：有没有想过，如果当初没有迈出这一步，现在会是怎样一种人生？
罗：有时我会想，如果当初不辞职，我会怎样呢？结果是不敢想。
记者：辞职后，你到了成都专门写作，很快就有了收获吗？
罗：成都的悠闲吸引我。写作需要这种环境和心态。2000年底辞职，2001年整整一年，我只发表了一个中篇，我爱人（她也丢掉教师的工作，随我而行）只发表了一篇千字文，家庭年收入不足3000元。
记者：日子挺苦。
罗：那是一段不堪回首的岁月，太穷了，穷得买包烟都得翻箱倒柜到处找钱，看有没有散失的一角两角。当时成都有家报社的总编辑叫我加盟，许诺的月薪对我而言简直是巨款。我下午去干了半天，心想我不是辞职写作的吗，怎么又来上班了？如梦初醒之后，就对总编辑说我不干了，又回去受穷。
“我关注家乡每一种变化”
记者：除了写作，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爱好？
罗：读书之外，就是下象棋，只是手艺臭得很，随便一个人都可以把我将死。
记者：你的作品深受大家喜爱，被许多读者追捧，遭遇过最疯狂的读者吗？
罗：遭遇过。至于他们怎样疯狂，嗬，真不好说。作品再受追捧，作品本身也是安静的。我希望写作品的那个人，同样保持安静。
记者：现在有没有给自己规定任务？每天必须要写多少字？
罗：没有。我从来不规定。如果我在写作的状态里，一天能写上千把字，当然是自己满意的文字，我就会在心底里叫一声：多好啊！我赞美的不是我的文字，而是这个世界。那时候我特别热爱这个世界。要是没有状态，就一个字也不写，想写也写不出来，硬写出来也是废品。
记者：每年都回达州吗？觉得达州变化怎样？
罗：每年回。有时一年回几次。只有达州在我血肉里才有历史，我的根在这里，母语在这里，我回来是为了拒绝灵魂的枯萎和荒芜，寻求生机勃勃的力量。达州的变化很大，这不需要我说，我关注它的每一种变化，尤其是这种变化在精神上带给故乡人的影响。
记者：最近在忙什么？有没有惊喜送给读者朋友？
罗：当然还是写作。我希望给读者惊喜，但那不是我说了算。
罗伟章资料：
罗伟章，男，四川宣汉人，1989年大学毕业，2006-2008年就读于上海首届作家研究生班。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四川巴金文学院专业作家。著有长篇小说《饥饿百年》、《不必惊讶》、《磨尖掐尖》，中篇小说集《我们的成长》、《奸细》等。中短篇小说多次被转载，入选各类年选本，获人民文学奖、小说选刊奖、小说月报百花奖、全国读者最喜爱小说奖等多种文学奖项；长篇小说《磨尖掐尖》被数十家报刊连载或转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连播，《不必惊讶》入选全国第二届“三个一百”优秀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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