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贺享雍是作者界定的地域文学的著名作家，二十多年来他坚守本土，创作了近四百万字的作品。剖析了贺享雍文学世界的审美构成：创作视野：既关注农村，又描写都市，还再现过去；美学理想：既批判现实，又反思历史，更讴歌人性；艺术风格：既深刻沉重，又悲悯苍凉，也轻松谐谑；进而指出他对巴山文学的示范作用和中国当代地域文学的启迪意义。

  【关键词】贺享雍；文学世界；审美构成

     曾经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文坛上占有一席之地的“巴山文学”，随着它的主要作家或改弦更张、或离乡背井、或偃旗息鼓，已经难以在当代文坛形成集团冲锋的阵势，就在人们纷纷哀叹“巴山作家群”似乎已溃不成军的时候，一个孜孜以求、默默奋斗的人逐渐引起了我们的注意，他有着苦难、奋进、崛起的人生经历，还有着内敛、执着、朴实的个性世界，他更有着公开出版了近四百万字的文学作品、两度获得“四川文学奖”的骄人成就，他就是被省内外评论家喻为的“农民作家”、“乡土作家”和“乡村耕耘者”、“地域小说家”——贺享雍。

    沟壑纵横的巴渠大地是达州市渠县籍的作家贺享雍生于斯、长于斯的地方。他从这里走上了文学创作的艰辛道路，他又从这里取得了辉煌的文学成就，并且他至今都一直没有离开过这里半步。和与他是同岭人、又同样是“巴山作家群”的著名作家田雁宁、谭力、王敦贤、杨贵云等人有着明显的不一样，这就是他既坚守巴渠大地，又创作时代文学，从而形成了他独特的地域性文学风格。那么令我们感兴趣的是透过这种文学风格，贺享雍文学世界的审美构成究竟是怎样的呢？

一、创作视野：既关注农村，又描写都市，还再现过去

    贺享雍的生存环境是封闭而狭窄的，但这不能束缚他自由翱翔的翅膀；

    贺享雍的生活条件是有限而单调的，但这不能阻挡他题材延展的脚步；

    从八十年代的红男绿女到二十年代的豪门男女，从贫苦农民到下岗工人，从身边的日常琐事到遥远的国家大事，从社会的五行八作到人物的各种各样，从爱情婚姻到官场商场，从边远农村到繁华都市，从强盗土匪到贫民百姓，从现实热点到历史传说，从逸闻趣事到正史典籍……贺享雍和文学史上许多著名的作家一样，都是从写自己身边的、熟悉的人和事开始，然后再发挥艺术想象，在选材上完成了由真实到虚构的进步，这也是作家选材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成熟性。

    他早期的创作带有很大的亲历性特征，这主要收集在他成都出版社1995年集结出版的短篇小说集《末等官》大众文艺出版社1999年结集出版的中短篇小说集《投影》，其中被评论家一直看好的如：《村长三记》、《村长再记》、《最后一次社稷》、《支部书记、党委书记和县委书记》、《一个乡党委书记的经历》，这里最有影响的又首推1995年被萧湘电影制片厂改编影片《这方水土》的《末等官》和首次引起评论界重视的长篇小说《苍凉后土》。这些作品之所以赢得众多评论家的好评，是因为它们散发着清新的泥土味，富有生活气息，真实感人。到了九十年代贺享雍的生活境遇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他从农村到了城里，从农民、乡∶干部变成了县委组织部的干部，这时贺享雍还悄悄地把创作的触角伸向了对他来说还是颇有吸引力的城市，新疆人民出版社2002年7月出版了他的第一部都市题材的长篇小说《狼相报告》，重庆出版社2003年4月又推出了他的第二部都市题材的长篇小说《官雎关雎》。这两部长篇小说写出了都市里红男绿女的情天恨海，红尘男女的悲欢离合，涉及官场、商界和情感、法律，上至达官显贵，下至贫民百姓。在这两个创作阶段之间的九十年代中期，他还将笔触伸向了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社会底层，连续推出了近百万字的“豪门”系列长篇小说《豪门少妇》、《豪门婢女》、《严家有女》，分别由四川文艺出版社和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豪门，一方面在堂而皇之地繁殖恶与丑的妖魔和黑暗，一方面又在潜滋暗长地萌生爱与美的天使和光明。这成了上个世纪初年中国社会的微缩景观，也更是贺享雍用文学来反思残暴历史、抨击罪恶制度和揭示苦难生活、讴歌人性美好的试验田地。

    据粗略的统计，贺享雍近四百万字的小说创作中农村、都市和豪门题材分别占了百分之六十、百分之二十五和百分之十五。由此可见，贺享雍文学世界的审美视野是既关注农村，又描写都市，还再现过去，这是随着他人生内容的变化而变化的：一个由现实到历史，由熟悉到陌生，由体验到想象，其审美视野越发宽广，题材来源日趋丰富，艺术世界更加精彩。

二、美学理想：既批判现实，又反思历史，更讴歌人性

     作为一个从苦难中顽强崛起的作家，作为一个与生活有着不解之缘的作家，作为一个对社会、对人生、对艺术有着高度责任感使命感和探索精神的作家，贺享雍的小说没有武侠小说的惊险，没有侦破小说的曲折，没有言情小说的浪漫，当然没有新潮小说的别致，但是他有着作家自己深刻的思想和独特的追求。正如笔者在拙著《沉默的呐喊——贺享雍小说研究》里指陈的：“他的创作态度严肃，在现实主义的旗帜下，他的文学作品充满着作家良知的道义感、社会意义的使命感和文学审美的神圣感，他的文学语言精益求精、艺术风格严谨朴实、情节结构富于变化，即使是写性爱方面的，也是点到为止，给人以情感激荡的忧郁和美感体验的遐想。如果说写作题材是主题形成的外在因素，那么创作态度就是主题形成的内在依据，在这内外的合力作用下，形成了他人道主义、苍生情怀和悲剧意识的深刻主题。”⑴

    在批判现实的问题上，评论家是怎样认识的呢？我们仅看题目就可窥一斑而知全豹重庆市作家协会副秘书长王从学是贺享雍第一部长篇小说《苍凉后土》的责任编辑，他撰文评论的题目是《一部深刻反映农村现实主义生活的优秀作品》⑵ ；还有很多评论家如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原所长吴野的题目是：《苦涩反思  警世力作——评贺享雍长篇小说〈怪圈〉》，《独特的切入角度，独到的世相解读——序贺享雍长篇小说〈遭遇尴尬〉》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的李明泉用的题目是：《对腐败怪圈的深层透视——评贺享雍长篇小说〈怪圈〉》，《法制与传统在乡村的矛盾显现——评贺享雍长篇小说〈遭遇尴尬〉》，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博士研究生傅国林的题目是《文本及其背后——贺享雍农村题材小说的题材与思想》⑶ 。

    在反思历史的问题上，贺享雍创作的“豪门”系列长篇小说：《豪门少妇》、《豪门婢女》、《严家有女》。这是继现实题材创作成功之后，作家又将笔触伸向了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社会的底层，刻画出了民国初年的地主豪绅、土匪恶霸、军阀政客、农民商人、佣女下人等多样的人物，描写了省城的繁华、小镇的风光、豪宅的阴森、田园的凋敝、战乱的惨像，揭露了军阀混战的罪恶，控诉了民不聊生的悲惨，既批判了封建礼教在忠孝节悌说教下掩盖的丑恶，也表现了传统文化在礼义廉耻幌子包裹住的悲剧。

    贺享雍小说的美学理想，不论是批判现实，还是反思历史，其最后的思想开掘和价值倾向就是讴歌人性的美好和伟大。人道主义是他创作的思想基础。人道主义是一种关怀人、尊重人，以人为中心的世界观，其价值核心是自由、平等、博爱。综观贺享雍的创作从题材的选择、视角的切入、人物的塑造等无不体现出他对人的处境、人的命运、人的灵魂的强烈关注。在《遭遇尴尬》里作者深切地呼唤：“现在我们迫切需要做的，恰恰是在努力使物现代化起来的同时，注重现代化建设中一个最根本的要素——人的现代化。”在他的“豪门系列”的小说里塑造了各种类型的女性，紧扣中国女性对婚恋的严肃态度，写出了她们悲惨的一生，作者回忆当时的创作心情：“我就这样面壁沉思，想着想着，我好像看见了从这些年轻姐妹眼中流露出的凄苦，怨艾与无奈之情。一种意念，一种冲动，在我心里徐徐升起，我好像想喊点什么，说点什么。”在《狼相报告》里作者通过小姨妹对大姐夫的观察和了解，感到在这位外表潇洒浪漫，出入歌榭舞台的“成功人士”背后和心里却是说不尽的痛苦与折磨，“听一听这只狼的哀嚎，你会深切地感受到维持人性的尊严与真诚，是何等的不易。”正因为作者有了人道主义的创作思想，因此，决定了他的创作态度是低姿态的抵进切入而不是高高在上式的悲天悯人，他总是站在社会底层人的角度，用小人物的眼光观察生活，关注困苦中的不幸者、悲痛者和苦难者，当然也包括对社会边缘人的理解和同情。

三、艺术风格：既深刻沉重，又悲悯苍凉，也轻松谐谑

      风格标志着作家创作技巧的成熟、个性特征的形成和审美境界的高度。贺享雍，这位生于大巴山麓，长于渠水河畔的新世纪“巴山作家群”的领军人物，在二十多年的文学生涯中，紧贴改革开放的火热生活、关注勤劳贫苦的社会底层、塑造善良朴实的劳动人民，形成了既有地域性，又有时代性，还有流派性的现实主义文学风格。从美学风格上看，他的创作展现了巴山渠水的自然风光和人文风情的地域风格，表现了当代作家弘扬主旋律和追求多样化的时代风格，具有着巴渠作家沉实厚重和诙谐灵巧的流派风格，这些在他涉及的农村题材、豪门题材和都市题材里，在他塑造的朴实农民与基层干部、悲惨女性与不义富豪、边缘小人与上流显贵上，在他倾诉的哀痛情感、揭示的社会矛盾和表达的深刻思想中，得到了真实而形象、生动而典型的体现。在艺术风格上呈现为现实主义精神实质下的多种格调的谐和统一。

    （一）深刻沉重。风格的凝重性首先要表现在思想的深刻上，深刻的思想才有力度、厚度和质感、重感，但是这些对于文学而言就得通过形象的方式，即典型的人物、生动的情节和具体的环境再现或表现出来，简言之，将深刻的主题表现于形象的画面，因为文学不是概念的界定、理性的判断和三段论的推理，文学就是形象——承载着深刻思想、包含着丰富感情的形象。“豪门系列”小说的“豪门”就体现出深刻与形象合一的风格，它首先给人的感觉是一处处古朴而威严的建筑，一幢幢沉重而阴森的房屋，一座座幽暗而潮湿的院落，还有那颓圮的院墙、衰朽的廊檐、斑驳的门扉，其次让人联想到在这“庭院深深深几许，杨柳堆烟，帘幕无重数”的地方，无时不在滋生着罪恶和阴谋，生长着腐败和死亡，在表面的钟鸣鼎食、荣华富贵和男欢女爱的背后，有多少美丽的鲜花在凋谢，美好的爱情被扼杀，纯真的友谊已玷污，崇高的道义遭践踏。作者在《遭遇尴尬》的“后记”里说道：“在这里，我是那么迫切地感到培育起全体公民自觉遵守各种‘现代制度’有效运作的社会文化心理，有多么的重要和艰难。而培育这一社会文化心理的过程，正是实现人的现代化和过程呀！”作者耿耿的忠诚、拳拳的赤诚和强烈的使命感、崇高的责任感，洋溢于言表，真是力透纸背！杜鹃泣血！

    （二）悲悯苍凉。人道主义是贺享雍创作的思想基础，苍生情怀是他创作的价值取向，悲剧意识是他创作的美学意义。由于贺享雍长期生活在社会的底层，对中国农民、尤其是从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中国社会由传统的政治本位到经济本位的变革中的农民，当然还应该包括处于都市社会中的弱势群体的生存处境、生活状态和生命形式，有着真切而实在的体验和感受、洞察和了解、认识和思考，在这种人道情怀的指导下，就是他写的半个多世纪前的豪门旧事的小说和当今都市上流社会的风流韵事，依然用的是严肃而凝重的态度来表现，写出了他们的喜怒哀乐的情感，展示了他们的酸甜苦辣遭遇，表现了他们悲欢离合的命运。同时作为艺术的文学和精彩的小说，时不时露出一点悲痛后无奈的苦笑、沉痛后会心的微笑、伤痛后释然的调笑、惨痛后彻悟的冷笑，因此，他的小说就充满着强烈而浓郁的悲天悯人的情怀。著名评论家袁基亮先生概括为“悲喜杂糅”，他在《超越感伤的笑声》这篇颇有见地的文章中分析道：“与好些作家相比，他的小说同样不乏沉重、悲郁的调子；另一方面，喜剧性的人物、诙谐的故事和幽默的场面有时也会在其笔下出现。虽然，由于悲剧的调性太高，喜剧的笑声往往表现为带泪的的苦笑，免不了丝丝碜人的涩味。”⑷ 悲剧的体验可能导致“白茫茫大地一片真干净”的苍凉意味。这里让我们对贺享雍小说的题目寓意和艺术来一次审美风格学的解读，《苍凉后土》的“苍凉”二字修饰“土地”，就使得这片土地已经不是自然性的泥土了，而是蕴涵着作者沉重的思想、厚重的情感和深重的历史意绪，但是这给人的感觉并不抽象而空泛，而是令人联想到起伏的原野茫茫苍苍，贫瘠的土地空空落落，生长的禾苗稀稀疏疏，耕种的农人三三两两。诸如此类题目体现悲悯苍凉的，还有短篇小说《最后一次社稷》、《蜜月并不都是甜的》、《远方的祭祀》、《山村明月夜》、《幽静之地》等。

   （ 三）轻松谐谑。贺享雍在追求悲剧的严肃性的同时，也没有轻视喜剧的轻松谐谑，表现出一个成熟作家应有的艺术水准。那么他在怎样把握喜剧的美学品格呢？作者站在哲理的高度，以豁然开朗的明达和世事洞明的智慧，对日常生活中的丑类极尽嘲笑、讽刺和挖苦之能事，而此刻的作者却不动声色。如《怪圈》就揭示了生活里某些不合情理但又仍然存在的反常事情和奇怪现象，这种喜剧不仅仅引人发笑，而是让人在苦恼的笑声过后，思索为什么“十个支书九个坏”？村民们拥戴的龙祥云本想励精图治却不知不觉地走上了犯罪的道路？贺享雍小说的人物画廊里为数不多几个喜剧人物却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其中最成功的当数《遭遇尴尬》里的“半疯不疯”的徐自模，《村长三记》里的村长，《大事》中参加选举的“虾子老表”、“斗篷老表”，《郭家湾的子孙》里的电工队长“洋壳”等。当然他的“豪门系列”和“都市系列”的几部长篇小说大概都可以归入具有很强的可读性的通俗小说门类，其轻松谐谑的风格自不待言。历经苦难的贺享雍在沉痛的悲剧人生体验中并没有放弃轻松和愉悦，这也是他生命追求的另一种表达方式。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历史不断前进，经过许多阶段才把陈旧的生活形式送进坟墓。世界历史形式的最后一个阶段就是喜剧。……历史为什么是这样的呢？这是为了人类能够愉快地和自己的过去诀别。”⑸

    正是这种既坚守巴渠大地，又创作时代文学的独特姿态，不但使得贺享雍文学世界的审美构成呈现出既鲜明突出，又丰富多彩的情态，还使得他在“巴山作家群”的方阵中显得卓尔不群，从而对重振巴山文学雄风提供了典型的示范作用，对繁荣当代中国地域文学具有了深刻的启迪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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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 范 藻（1958——）男，四川成都市人，历任四川文理学院中文系、传媒系教授，达州市文化发展研究会副会长。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地域文学和美学。
    ⑴ 范 藻著《沉默的呐喊——贺享雍小说研究》[M]. 第55页，四川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
    ⑵ 吴 野、袁基亮等著《守望田园——贺享雍创作论》[M]. 第102页，大众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
    ⑶ 四川省作家协会创作研究室编《乡村耕耘者——贺享雍研究》[M]，四川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
    ⑷ 四川省作家协会创作研究室编《乡村耕耘者——贺享雍研究》[M]. 第101页，四川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

    ⑸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 第5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