踌躇满志的贺享雍，认为自己如果参加高考，成绩一定不会差。然而事与愿违，人家根本不让他这个小学毕业生报名。
如果按照贺享雍当年的理想，如愿考上一所师范，然后成为光荣的人民教师，那么，他的人生际遇又会是怎样一个情形？
年初一早上9点，贺享雍坐在电脑桌前，开机，阅读，酝酿思绪。一个小时后，他的双手在电脑键盘上灵巧地敲击，随之而来，贮存在脑海里沉静的人物开始苏醒，延续他们鲜活的生命。直到12点，他让他小说里的人物、动物、事物静止下来——午饭时间到了。通常，冬日里，贺享雍不设午休，饭后与家人聊会儿天，看看电视。1点半，重回电脑前的贺享雍，很快忘了这是年初一的午后，他的情绪又随着小说里的事物，或喜或怒或哀或乐，难以平静，无法控制。两三个小时之后，贺享雍戛然停止，关闭电脑，停止写作，直到第二天上午10点，再次“释放”小说里的人事与自己心中的情节。
创作阶段的贺享雍，作息时间大抵如此。贺享雍喜欢利用大假给自己的创作开头。7天，能写3万字，一部中长篇的构架基本形成：人物、场景、故事梗概。万事开头难，头开好后，接下来，人物会随着自己的性格展开生活，矛盾冲突会一件接一件有条不紊地铺开。
很多作家，不愁写不出好作品，只愁找不到好的创作题材。贺享雍没有这样的苦恼。
从《苍凉后土》《怪圈》《土地神》到去年高居国内最大网站——新浪读书频道读者点击率榜首的《村官牛二》，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发表处女作到成为巴金文学院签约作家、第七届全国作代会代表，偏居渠县的贺享雍，以书写农村生活题材，描绘新时期乡土画卷，以及农民当下生活的艰难、思想的困惑，引得全国文坛瞩目，成为继柳青、周立波、赵树理、周克芹以后，走进中国当代文坛实力派乡土文学作家行列的作家。
贺享雍始终以一个农民的身份在诉说。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著名作家陈建功这样评价：“贺享雍是一位把身子和血脉都扎到乡村土壤里的作家；是中国一个很独特的乡土作家。”中国作协创研部副主任说，“现在要找一个像贺享雍这样与农民如此融为一体的作家，已经很不容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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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环背后，有一些鲜为人知的故事。
渠县屏西乡，有一位王姓婆婆，令贺享雍不能忘怀。三年自然灾害期间，世代为农的贺家饱受饥馑折磨，六七岁的贺享雍，更是奄奄一息没有生气。家人以为他已经饿死了，伤心地挖了一个土坑，准备让他入土为安。幸逢王婆婆路过，试探地用手靠了靠他的鼻子，觉得似乎还有点儿热气气，忙提醒他的母亲，一家人才惊觉，救回差点成了饿死鬼的他。
有谁会想到，一位作家的成功，竟得益于一个“没有书读”的时代。
小学毕业那天，刚回到家，贺享雍便不得不下到田间拖粪。他无法像其他农家子弟那样，安心地耕田犁地。他渴望读书，他对文字敏感动情。因为家庭困难和文化大革命影响，不得不离开学校的贺享雍放不下读书的念头，想方设法找书读。大队有个面房，包挂面的纸是从四处收购来的旧书废报。贺享雍从家里偷拿麦子去面房换自己需要的书。初高中的文史地课本，一册册换回来，他坚持自学，按课后所有要求背诵、解答习题。院子里有位老高中生，从别处弄了套《古文观止》，贺享雍得悉后，借来一字一句抄完、背完。
上世纪六十年代后期七十年代初，按当时形势的要求，每个大队都要组织宣传队，排演样板戏、宣传好人好事。人小却机灵的贺享雍加入了宣传队，演一些反串的小角色，更多的时候，他坐在幕布之后，给其他演员递词，记忆力好到八个样板戏能倒背如流。
这一时期，他开始了人生的创作之旅——写快板、三句半、顺口溜，成为宣传队原创作品的主力作者。转眼到了1978年，高考已恢复，贺享雍说，他当时竟也想入非非，打算报考。一位教书的亲戚给他捎来一套书，让他猛攻数学。因为贺享雍经过历年来自学，语文、历史、地理，几乎达到通背课本的程度。数学经过复习，估计也不会打零分。踌躇满志的贺享雍，认为自己参加高考，成绩一定不会差。然而事与愿违，人家根本不让他这个小学毕业生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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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能参加高考，贺享雍沮丧了很长一段时间。直到1979年6月，他在当时的通川日报上看到一篇小文章，作者是黄文宣。那个时候，在通川日报上发表一篇文章，是备让文学青年羡慕崇拜的光荣。黄是贺享雍的一位亲戚，当时借调在县文化馆工作。贺享雍便拿着自己写的一个故事去找他，想让他帮忙看看。谁知当天去时，黄文宣不在。他于是想到文化馆当时编《渠江文艺》的编辑，便想请他指点。在文化馆门外，贺享雍忐忑不安，不敢贸然踏进文化馆的大门。最后还是找到一位熟人，托他转交了稿子。
半个月后，《渠江文艺》刊载了。变成铅字的故事，给了贺享雍极大的鼓舞，他紧接着创作了一个短篇小说投《巴山文艺》，也很快发表。于是，他大着胆子向通川日报投稿。
1982年底，已经在乡文化站上班的贺享雍有机会到达城参加培训，得以拜会通川日报社主持副刊“巴山”的名编辑曾天海，同时交给他一篇作品。曾天海看后对他说：“作品很好，尽快发。”尽管贺享雍不知“尽快”究竟会是怎么个“快”法，也不好意思多问，却是满怀着喜滋滋的心情回到宾馆。逛街的时候，他留心到当时位于南门口的新华书店门前有一个宣传栏，张贴当天的通川日报。
贺享雍参加培训的地点在达县宾馆，每天临近放学时分，他的心便早早飞到那个宣传栏前，前观后寻，找自己的名字。天天如此，怀着希望的心情箭步而去，带着落寞的心情踽踽返回。一个月的学习很快结束了，见自己的名字始终没有出现在报纸上，贺享雍得出一个结论：“天海老师是哄人的。”讲到这里，贺享雍笑得很开心，为自己当年的稚气与痴迷。
回家后的第二天，贺享雍收到一份通川日报，自己的作品醒目地登在副刊头条显眼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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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在通川日报发表作品，贺享雍提到两位朋友：曾天海、李贵，以及两位资深编辑对他的关爱与友谊。贺享雍说，多年来，他极少接受采访，之所以乐于达州晚报记者的采访，是有一种感恩的成分在里面，善缘结于上一代报人。他说，一个作家的成长，除开个人的努力，和社会的关怀与鼓励是分不开的。当时，在报上发一篇作品真是让人高兴异常，现在就是出一本书也不会这么兴奋了。
1984年，《四川文艺》发表贺享雍作品，1989年起，他的作品在全国范围内刊物上发表。1994年，第一部中篇小说《末等官》发表后，潇湘电影制片厂改编电影。至此，贺享雍觉得长篇小说创作的时机已经成熟，1996年，奠定他乡土作家地位的开山之作《苍凉后土》问世。从此贺享雍走上长篇小说创作之路，他说，此后写作，在构思时，人物、事件涌进脑海，欲“短”不能。
10年间，贺享雍出版的乡土作品系列包括《怪圈》《遭遇尴尬》《土地神》《猴戏》《末等官》等。其中，《苍凉后土》三次再版，《怪圈》三次再版。2006年，重庆出版集团结集出版了他的三卷本农村题材长篇小说系列丛书《后土》《天眼》《良心》，《光明日报》发表文章，称其带动了全国农村题材小说的出版。2007年，他的长篇小说《村庄谣》被中国作协定为全国重点扶持作品，成为四川的唯一。四川出版集团、四川文艺出版社将该书定为今年的重点出版项目，即将与广大读者见面。
对话贺享雍
我就是一个在叫苦的农民，心中涌动一股情绪，想说、要说。我写小说，通过艺术形象表达出我要说想说的话。
这一个农民，有话要说……
记者：有评论说你是农民的代言人，而你认为自己是农民的发言人，你怎么看待这二者之间的差别？
贺享雍：当年《苍凉后土》发表后，重庆出版社和四川省作家协会来渠县召开作品研讨会，有评论家说，我是农民的代言人。其实，那是评论家的语言。就我而言，写《苍凉后土》时，我就是一个在叫苦的农民，心中涌动一股情绪，要说，想说，于是通过艺术形象表达我要说想说的话。如果一开初就想到要当“代言人”，就会下意识地与农民朋友拉开距离，创作出的作品肯定不会那么真实生动、亲切感人。
记者：不久前，《后土》（即《苍凉后土》）经省作协推荐参评第七届茅盾文学奖。“土”是你的优势，你从什么时候想到以“土”的特色，问鼎茅盾文学奖的？
贺享雍：我本就是一个农民，扎根在自己熟悉的土壤之中，用艺术形象再现生活。作家的写作不是为了评奖。一个作家能够写出什么样的东西是注定了的，只有在放松的心情下才能写出好东西。这次《后土》能够参评茅盾文学奖，我很欣慰。这部作品经过10多年的洗礼没有湮灭，反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被读者喜欢，这才是最高兴的事。一个作家应该把写出禁得住时间考验的作品作为自己的最高追求。
记者：实际上你早已脱离农民身份，为什么还强调自己是个农民，你接二连三出乡土作品，是否也和这种认识有关？
贺享雍：有一些农民作家，出作品后，搬进城里，当了城里人，虽然他们还会写农村题材小说，但他们是在以一个知识分子的身份在写，势必造成后劲不足的局面。我认为只有保持着农民的心态，守住这份清贫与寂寞，创作出的乡土文学才有其生命力。
一般来说，作家不愁写不出好东西，只愁找不到好的创作题材。我没有这样的苦恼，这得益于我没有包袱。像到菜市场买菜的农妇，拿到篮里的就是菜，不会去挑挑捡捡，拿回家就能煮来吃。我觉得这个题材能把握，就开始写，不去想好坏，只要努力做好我现在在做的这件事。当然，在创作中，我也将通俗文学中讲故事、扔包袱的创作手法在乡土文学创作中运用，让通俗文学与严肃文学互补，使自己的表现手法更丰富。
记者：从开始创作中长篇小说，你就给自己定位，当一名独特的乡土文学作家吗？
贺享雍：一个作家的成功，有偶然也有必然。1994年，我开始动手创作酝酿了几年的提纲，即后来的《苍凉后土》。小说脱稿后，在等待出版期间，我又开始大量的阅读。在翻阅县志，看贞女传、烈女传中，产生灵感,写了一本《豪门少妇》，首机开印15万册，接着又写了《豪门婢女》《豪门小姐》，这个豪门系列，增加了我在读者、书商界的知名度。
前几年，我又尝试通俗小说的创作之路，以及都市情感系列,均受读者的认可……然而,多方涉猎之后，一个作家所承担的道义、责任、良知，使我还是回归到乡土文学的创作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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